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

　　小国的大学

　　围绕什么是好的大学有很多争论。对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很难通过几个象征褒义的形容词就证明它好；反而是换个思路，把它放在新加坡的国情之下，才能理解它的优秀。

　　文／庄清湄 梁轶雯(实习)

　　三文鱼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大西洋三文鱼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的故事。

　　“大西洋三文鱼出生于宁静的淡水湖泊中，大约一年以后，它们会游往广阔的大西洋。在那里，它们成长、壮大，直到成熟。接着，大西洋三文鱼就要游过上千英里，战胜激流和掠食者，重新回到出生地，繁衍下一代。三文鱼的一生中，需要这样来来回回四到六次。大西洋三文鱼就是以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生生不息，繁衍不止。”

　　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每一个学生都能流畅地讲出三文鱼的故事。这个故事甚至被放进领带和围巾中，作为礼物送给国大的毕业生。领带和围巾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成千上万条三文鱼，象征着国大数不清的校友。蓝色和橙色是主打，蓝色代表永恒、高贵与睿智，而橙色则象征生机、活力与激情。

　　“我们在一个小国的一个小校园里训练我们的学生，但是我们要让他们准备好应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机遇。他们必须记住他们的家，也就是国大，将他们的经验带回来，和别人分享。这就是国大的故事，也是新加坡继续繁荣的方式。”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最早把这个故事带到国大，把这个故事渗进每个国大师生的心里。

　　施春风也是一条“大西洋三文鱼”。

　　40年前的新加坡，百废待兴，公路、桥梁等公共设施都不完全。而地球的另一边，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发明、伟大的科学家，都在不断地涌现。在风平浪静中成长了20多年的施春风，像出生在平静河流中的三文鱼一样，从新加坡理工大学取得工程专业文凭后，满怀好奇和憧憬，远赴重洋，去加拿大和美国求学，在加拿大名校麦基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怀着类似三文鱼对家的归属感，11年前，施春风放弃了布朗大学的教授工作，回到家乡。做这个决定很困难，施春风花了两年时间。“我的许多美国朋友都不赞成我回国，他们说你能在那里做什么？但是我有别的考虑，所以最终我回来了。”

　　让施春风选择回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个人原因：给年迈的父母尽孝；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建设新加坡的意愿，出于为大学教育做贡献的意愿。

　　1990年代的新加坡的大学依然是以教学为主导的大学。可是施春风觉得，研究也应该是大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刚回新加坡担任国大材料研究院院长之际，施春风的兴趣在于研究。2000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之后，施春风更强调大学的双重职责：教学与研究。

　　“多年来，国大是一所教学性质的大学。但是过去7年中，我们很好地平衡了研究与教学。”施春风很自豪。

　　为了10%的学生

　　念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施春风都算不上太好的学生，属于经常被老师忽略的类型。1961年从新加坡培德中学毕业时，他根本不敢奢望考上当时国大的前身——新加坡大学。没想到时至今日，他成了这个大学的校长。

　　“1970年代左右，新加坡教育制度是有效率没效果的典型。它的目标是要有效率地训练学生，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那时候的新加坡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教育体制是为80%-90%的人所设计的。但是这个制度不利于另一小部分学生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与社交能力。”

　　而施春风正属于那一小部分人中的一位，他学习不好，却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老师对他的提问，只会说：“闭嘴，坐下。”“小时候，爸爸买回来的玩具，我玩厌后，一定拆开来，查看它为什么能动？怎样动？并且想办法能不能让它动得更快。我对事情的‘为什么’，比对事情的‘怎样’一向更有兴趣。”

　　就是这样一个和新加坡传统教育体制格格不入的人，1966年成了哈佛大学的博士。毕业以后，担任过通用公司研究组组长、美国布朗大学访问副教授、副教授、教授。

　　“如果说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一所好学校，那么哈佛大学就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施春风所在的北美，是一个能充分让人发挥潜能的社会。“美国的教育水平有山峰也有深渊，一些大学毕业的人甚至连名字也不会写，而另一些刚毕业的人却已经有能力做研究了。这是一个有着各色人等的国家，你有追求自己兴趣的灵活度，那些有目标的学生可以达到巅峰状态。所以这里有伟大的教育制度，为聪明自觉的学生提供非常好的环境，做到世界最好。”

　　与之相比，新加坡的大学教育奉行平均主义教育。施春风引用了国际组织公布的一个统计数据：在世界范围内，16岁大的新加坡学生的数学平均分是最高的。“我们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平均分都很高，但是我们要问，新加坡是否培养出了理科、工科、文学、戏剧方面的领军人物？我们没有。” 施春风指出。

　　在施春风眼里，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中国，“中国能培养出非常有竞争能力的大学生、工程师、教授，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培育出精英，去引领自然科学、人文学、哲学、戏剧等广博的人类文明活动。”

　　在国大，施春风对那些特殊的10%学生给与了更多的关注。“我们建立单元式课程的体系，允许学生自由发展。一年级的学生可以上二、三、四年级学生的数学课，我们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进度发展。而在其他学科方面，他们则像他们的朋友那样，处于一年级的水准。 ” 国大招收了一个只有13岁的学生进大学学习音乐，这个学生在音乐方面非常有天赋，但是在其他领域他和常人一样。“我们的大学中有这样的学生。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们允许他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充分发展，接触最先进的理念，与大学水平齐平。这就是我所说的灵活性，给具备超常能力的学生灵活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能力。”

　　谈话的过程中，施春风一直强调“新加坡是个小国”。这是一个很明确也很现实的国情。对于一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如果走一条仅仅产出高平均分的教育之路，肯定无法培养出未来的领导。“新加坡必须在人类活动领域培育出领导者，这对于一个小国而言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让具有特殊能力的学生得到充分发展。这就是小国在全球化世界成功的战略。”

　　这就是一个小国家大学的野心。

　　B＝《外滩画报》

　　S＝施春风

　　B：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新加坡最好的大学，您也在很多场合说过，

　　国大的目标是跻身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学之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

　　S：首先，我们必须招收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国大现在找寻优秀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大约1/3的学生来自国外。此外，师资力量也很重要，国大2/3的教授来自海外。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允许每个教授追求自己兴趣与研究的环境，必须承认并赞许他们的成功。最后，我们也要认识到每个教授都是不同的，有些教授擅长研究，有些擅长教学，有些是很好的管理者。以上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向世界前十的目标进军的举措。

　　B：国大的

留学生是本国学生的两倍，为什么国大有这么多留学生？

　　S：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我们的学校必须要接触这个世界，必须放眼世界。新加坡是个小国，新加坡必须使自己参与到世界事务中并做出贡献，我们的学生必须有全世界的视野。如何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招收世界各地来的学生，所以1／3的国大学生从海外来，我们同时也向中国、欧洲、北美、

澳大利亚派遣了许多学生，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不仅在从课堂上互相学习，同时也和海外的学生一起生活娱乐，理解其他类型的文化。他们必须要接触其他的文化，理解其他的学习方式。

　　B：国大是没有围墙的，“无墙文化”的涵义是什么？

　　S：我们的校园是开放式的，研讨会、餐厅，都向公众开放，每个人都可以进来。进入国大，你无须带任何证明你是个学生或是老师的证件。“无墙文化”不仅代表没有具体可触摸的墙壁的实体，同时我们的机构组织上也不设置任何的壁垒来阻止公众进入国大。事实上，在国大下一步的发展计划里，我们会在园区里建立一个大学城，不仅让6000名学生住在校园里，同时我们也邀请公众到我们本地的校园里，共用餐厅、阅报处，也许还会有电影院。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应该向社会开放。

　　B：您认为今天的校长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S：在过去，大约20世纪初，大学校长大部分都是学者或者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首先是学者。但是由于经济问题，大学校长越来越多地承担了CEO的职责。校长应该是一个学者还是CEO？或者最好两者兼备？什么是一个好的平衡点？如果没有做到很好的平衡，这对于大学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大学是关于人和文化的，人与文化无法用经济模型衡量。吸引你去北美顶尖学校的，是人，是文化。所以究竟大学校长应该是CEO，还是学者，需要好好平衡，这个问题有许多需要讨论。这是政府需要处理的。

　　B：考虑到世界性的问题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比如气候变暖，贫穷与饥饿依然存在

　　。您认为这种情况下，大学是不是也被赋予了更加特殊的责任？国大是怎么做的？

　　S：的确，这些正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让学生知道，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全都牵涉其中。这是我们必须要让学生准备面对的。他们不应该仅想着本国的利益，也必须为世界着想。这很难，但是我们必须做。我们必须抛开国籍的界限，不能只顾经济发展。另外我想提一点，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发展飞快，而文化发展相对缓慢的世界里，所以技术与文明间的差距就越来越大，这会带来更多的冲突。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教育应该要关注文化，让学生接触其他文化，在异国文化的语境中理解这些国家的行为，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国民这么想、这样生活？这里面有历史、社会、文化的语境，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应该要接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