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爱诗：基本法有许多空间让香港向前发展

　　人物简介

　　梁爱诗1939年生，籍贯广东南海。

　　1968年，梁爱诗取得律师资格。在上世纪70年代初，香港律师中女性极少。

　　1997年7月1日，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律政司司长。

　　2002年6月任香港特区第二届政府律政司司长。

　　2002年荣获大紫荆勋章。

　　2005年11月，梁爱诗辞去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职务。

　　2006年2月，梁爱诗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6月7日7：30，在北京饭店的一张餐桌上，梁爱诗一边用餐，一边接受了专访。

　　虽然不做律政司司长已经两年，但在香港政界，梁爱诗的“重量”依然存在。

　　在约访她的两个月里，梁爱诗穿梭于内地和香港，日程安排得异常紧密，以至于根本无暇接受访问。

　　梁爱诗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6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梁爱诗在题为《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回顾与前瞻》的演讲中，充分肯定了基本法对香港人权和法治的保障，同时也提到贯彻基本法尚有“不足”。

　　根据事先的访问约定，梁爱诗只有半个小时。于是，30分钟的早餐时间，采访的话题高度集中于梁爱诗的“本行”———回归10年来香港的法治进程。

　　关键词1一国两制

　　10年回归港人对“国家”更认同

　　新京报：香港回归十年了，你怎么评价这10年？

　　梁爱诗（以下简称“梁”）：我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是成功落实了，香港继续在发展。现在国际社会也承认，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是成功的。1997年，香港的人口是600万，现在已经达到700万。这十年里人口自然增长率不足1％，如果香港不是个好地方，就不会来这么多人。

　　新京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港人现在在一国和主权的观念上还需加强。

　　梁：150多年的分离是个很长的时间。香港受西方影响很大。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政府不希望市民有国家观念，因此很多人缺乏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我记得回归初期，有些人被问及：你是哪里人？他会说我是香港人。他们填表格上国籍一栏的时候，会写上英籍或者是英国海外公民。其实我们都是中国人。随着多年来国家的经济和外交上的成就，大家对国家更认同，对国情认识增加，有助于对国家主权的接受。

　　新京报：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经验，对解决台湾问题有什么借鉴之处？

　　梁：香港、澳门、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国两制能够在香港成功实施，在台湾也一定可以实行。这不是说要把香港的制度放到台湾去。每个地区的政治体制、生活方式、法律制度都可以有不同，台湾不一定要按照香港的制度。我对台湾不太了解，所以具体怎么做最好没办法讲。但我认为台湾同胞担心什么、需要什么可以跟中央谈，表达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要承认一国，在一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

　　关键词2法治

　　“宣传基本法不是件容易的事”

　　新京报：基本法是香港的宪制性法律。你怎么评价十年来基本法的实施？

　　梁：一个新事物在开始运作时，总会碰到一些困难，特别是两种法律制度的冲突。基本法是按照内地的法制通过的全国性法律，它是香港法律的基础。但是基本法也说明，在香港实施的法律是普通法、衡平法等。在这两种法律制度的磨合过程中，有人认为基本法有问题，但是现在我对基本法的落实还是满意的。

　　新京报：你提到两种法律制度需要磨合，这种磨合现在到什么程度？

　　梁：到现在为止，基本法160条条文差不多1/3已经过法院解释。全国人大也作了三次释法。经过十年实践，我们对《基本法》有了较好的理解，实施起来也比较顺利。

　　新京报：香港市民现在怎样认识基本法？

　　梁：基本法的宣传不是个容易的事。像我们从前学四书一样，小学只是认字，更深的含义还是中学甚至大学时才深入研究。香港推广基本法，在回归之初，比较注重向大家保证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现在可以更深入解释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和香港的法律地位。十年过去，平稳过渡已经做到，现在应该向前走。因为基本法并没有把时钟停在1997年，它有很多空间让香港向前发展。

　　新京报：你在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说：之所以未提到基本法实施以来的不足，是因为这些不足未对一国两制的落实构成重要损害，而且限于篇幅也没有办法讲得更清楚。现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梁：基本法是香港的基本架构，不能几句话交代十年来的不足或过失。举例说，对内地法律如果理解不足，便会有争议。例如：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附件二第三条，“2007年以后”就不包括2007年，但是按照内地的法律，“2007年以后”就包括本年。从此可见，如果只是单纯的按照普通法去解释基本法，就会有矛盾。

　　新京报：你在座谈会上还说，在回归早期，因为基本法的实施，香港要做一些适应化的工作。这说起来挺简单，但是落实的困难不足为外人道。现在能道一道吗？

　　梁：

公务员受官方机密条例约束，对他们的工作内容，除职务上的需要外是不能披露的。披露要等30年后，不能道的就是不能讲。

　　新京报：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作了三次释法，每一次可能都在香港引起一些争议。你觉得释法的限度是什么？

　　梁：法律解释是宪法给予人大常委会的权利，不是专门为香港而设立法律解释制度的。问题在于普通法地区，法律解释权通常只是法院拥有，立法机关也不能解释它通过的法律。从这方面讲，香港人最初是比较难接受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终审法院也做出过裁决，就是：人大或者是人大常委会按照基本法做出的决定，通过的法律，特区法院不能质疑，并且要以这个解释作为审判的依归。

　　新京报：这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现在香港人对这个的理解程度如何？

　　梁：不同意的言辞总是有的。但最重要的是，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这个问题已经经过了法院的肯定，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再有争议了。

　　新京报：你曾经提到，香港回归后司法复核案件的数量上升，这说明港人对香港的法治是有信心的。

　　梁：司法复核案件，

二战以后在普通法国家不断增加。以前司法复核只会监督政府的行为在程序上的错误，但现在还审议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是否合理。法官精于法律但不懂得行政，他可能不是决定政策好坏的最好人选，但是法律是向这个趋势发展的，有人就对这样的发展有意见。另一方面，回归以来，市民对司法独立和法治仍然信心十足，因此案件有增无减。有些人认为司法复核是对政府权威的冲击，但我觉得行政的水准始终要有监督，不应该认为那是对政府的挑战。

　　关键词3政改

　　“普选须先有模式才能谈时间表”

　　新京报：2005年曾荫权先生做了一个政改方案，因为没得到立法会的多数同意，没有实行。当时你和其它司长都支持这个方案，对于未通过的结果，你遗憾吗？

　　梁：一定要尊重法律的规定。当时基本法规定，2007年以后，如果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需要更改，要得到2/3的议员的同意。否则，选举办法就不能改。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虽然从民调来看有60％左右支持这个方案，但是我们没有拿到2/3的立法会议员的支持。政治体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大多数的支持，没有立法会2/3议员的支持就不应该改。

　　新京报：对于政改，香港的反对派一直在要求时间表，你怎么看？

　　梁：要决定时间表，首先要知道最终的普选模式是怎样的，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达成这个模式。没有决定最终的模式，就决定2012年或者2017年普选，这是不科学，没有道理的。

　　新京报：那政改应该按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这样一个比较宏观的原则，还是应该先有一个路线图？

　　梁：“循序渐进”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条件。路线图是你要知道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样，才能谱出路线图。

　　不知道最终的普选模式是怎样，怎么能知道要多久才能达到目标？就算达到普选以后，政制还可以继续发展。

　　英国实行普选这么多年，现在还在考虑取消上议院、改变投票方式。所以民主制度的发展不会停留于某一个地步。如果以为现在谈的是一个终点，那就是错误的。

　　关键词4履职

　　尽心做事评价由人

　　新京报：回归十年，你做了八年律政司司长，你如何评价这八年的工作？

　　梁：这个需要人家去判断吧。我觉得并不需要为自己吹捧或辩护。已经做的事情已尽力去做，有了经验当然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评价并不重要，人家总有权做出评价。

　　新京报：除了很多法律工作之外，你还参与了很多慈善活动。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梁：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已经参加社会活动，给予民间团体一点支持。香港很多人出钱出力，为有需要协助的人谋福利。他们做这么多好事，需要支援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支持他们。

　　新京报：回归十年，你觉得香港哪件事情最重要？

　　梁：太多了。对香港来讲，金融风暴、非典型肺炎等都是很重要的事情；23条立法、居留权问题也很重要，但是种种问题都没有影响一国两制的落实。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香港精神？

　　梁：首先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蓝图，基本法设计得很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显示了香港人的坚毅力。比如金融风暴，四个亚洲的政府下台了，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香港那时也很难渡过难关。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杨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