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石 破发自山西

　　煤炭业走到今天的乱局，并不是改革最初的设想。

　　“有水快流”到“有水乱流”

　　1981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到山西大同、朔州考察，看到当地老百姓穷得厉害，但那里的煤炭埋藏很浅，一锄头就能挖出来。胡耀邦问你们为什么不挖煤呢？当地政府官员回答：煤是国家的，私人不能挖。胡耀邦说：“有水快流嘛。大的矿山国家开采，稍大一点的集体开采，贫矿和那些国家、集体不值得投资去开的，就让群众自己去开采。”

　　这是改革开放后，山西煤矿开采权演变的第一个阶段。事实上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1年之前，山西凡是有煤的县、市就已经开展了社队煤炭生产。到1981年，山西全省开办社队小煤矿3000多个。有的社队本地并没有煤矿资源，社员们就到有资源的兄弟县、社、队借地开矿或联办煤矿。

　　如左云县煤炭总储量2.7亿吨，但只分布在4个公社。为了使没有资源的社队也能开煤矿，左云县委采取了“全面规划，统一安排，合理布局，社队联营”的办法，使全县271个大队，队队参加了煤炭生产。大同市南郊区采用在本区范围内借地开矿的办法，使9个无资源的公社都开了矿，做到了队队有煤窑，人人得利益。当时的原平县委书记吕日周，也积极组织本县无煤地区的21个公社，到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西山去搞联营煤矿。到1980年，山西省地方矿和社队小矿的煤炭增长量已占全省煤炭增长量的70%以上。

　　其背景之一是：1980年代，正是全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蜂拥而起的乡镇企业对煤炭资源的需求，很难从国家控制的大型煤矿得到满足，便只好求助于社队煤矿。在这种形势下，山西省也意外地迎来了乡镇企业大发展，因为山西有煤炭资源，而山西搞得最红火的乡镇企业便是乡镇煤矿。那时整个山西的煤炭供不应求，江浙等经济开放地区都派人驻到乡镇煤矿上，等着要煤。

　　在社队煤矿出现之前，山西的煤矿均是国有企业，除了8大统配煤矿隶属于中央政府外，还有340个地方国有煤矿。因为煤炭资源产权性质属于政府代表国家全民所有，而国有煤矿则作为政府的代理人，经营着几乎所有的煤炭资源。

　　“有水快流”作为中央政策的正式出台，标志着国家对矿业开采权的控制出现松动，煤炭资源之“水”悄然从国有煤矿的地盘流向了集体经济的农田，而由于“集体”是由“社员”组成的，这股“快流”之“水”，很快就几乎是必然地流向了私人资本的自留地。

　　乡镇煤矿的大量出现，必然要引起矿业开采权的流转。1986年，中国第一部《矿产资源法》出台。这部法律规定 “采矿权不得买卖、出租，不得用作抵押”。

　　但在当时，山西的乡镇煤矿大量出现“承包经营”，以此来规避采矿权流转的法律风险。许多小煤矿生产水平不高；分散开发的局面也不利于集约利用煤炭资源；若干大型煤田被分割成许多小煤矿，更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但这股势头一旦开始，就控制不住了。以后山西省搞了几次“关井压产”，都是前关后开，还抓了不少人，无奈利益驱动的力量太大了，制止不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随之而来的经济大发展又造成了对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山西煤炭之“水”“流 ”得更快了。

　　法律规定采矿权不得交易、出租，但地下交易频频发生，地方政府睁一眼闭一眼。除了乡镇煤矿之外，山西的劳改农场也有煤矿。当地驻军也开煤矿，与地方上争夺资源。“有水快流”变成了“有水乱流”。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为此曾专门向中央反映情况。

　　1994年3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细则》明确规定：在具备“经批准的开采范围、开采规模、开采方案、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这4项条件下，个体亦可申请采矿。

　　两年后，1996年，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承认了“矿业权可以有条件地流转”。在这之前取得采矿权的煤矿，是不用缴钱的，新修订的法律则确立了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

　　接着，1998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这三个配套法规的出台，可以说是中国矿业权流转市场立法的主要内容。

　　从这时起，不管中央政府还是山西省政府，都希望把煤炭开采这股已泛滥开来的“快流”之“水”引入规范化渠道，让它流得既快又稳，便于控制，但结果却总是出人意料。

　　国有、集体、个人大合唱

　　1998到2000年，山西省乡镇煤矿的煤炭销售量已占全省地方煤矿煤炭销售量的2/3。由于煤炭管理体制不顺，导致了煤矿生产企业的无序竞争，在低成本生产的基础上，竞相压价，微利保本售煤，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煤价陷入低谷，山西很多售出去的煤都收不回款，山西省长、省人大主任都担任清欠组组长，去外面清欠煤款，山西省的其他省、市政府官员，则要带队出去求人：能不能多要些煤？

　　1998年，全国94个矿务局，只有3个能够足月发放工资，仅大同矿务局欠发职工工资就达10多亿元，暴露出国家部委直接办企业的严重问题。也在这一年，煤炭工业部把8大统配煤矿，归还山西省人民政府管理。

　　国有煤矿的亏损原因是什么？

　　山西知名经济学家孔祥毅说：“第一是机制原因，这个不必多说。第二是价格问题。直到现在，这仍然是山西经济的祸根。山西(煤炭)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到现在都攻不下来。国内大的发电厂用煤还是计划价。全国用电一紧张，中央领导就到山西来下井。这是规律。只要山西哪一天出煤少了，国务院的电话就直接打到山西省省长办公室。整个华北电网是靠山西能源支持的。国内的电价是国家控制的，电价不能涨，煤价也仍然是计划价格。第三是国有煤矿大多为老矿，地下资源挖了多年，现在要往深的、远的地方挖，采煤成本越来越高。”

　　忻州的国营大矿——轩岗煤矿，原有的资源挖完了，职工发不下工资。几万名工人去铁路上卧轨，拉煤的火车走不成，各级政府都急了。后来不知从哪儿弄钱发了工资，然后又没钱了，工人又去卧轨。直到两年前发现了新煤田，工人又有饭吃了，才不再去卧轨。

　　对于国家矿业政策的变化，国有大型煤矿颇多怨言，一面希望国家继续给予保护性支持，一面也强烈要求放开自己的煤炭销售价格。国家则在力保对国有大型煤矿产品价格控制权的同时，尽量对他们减免各种名目的企业税费，以及给予后者“ 债权转股权”之类的特别优惠。 但是根本上，这些补贴最终都是补贴在了电价上。

　　山西省340个地方国有煤矿挖出的煤，则经由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走进流通领域。山西省煤运公司成立于198 3年。当时，“有水快流”导致煤炭销售价格恶意竞争，省政府遂成立煤运公司，负责山西煤炭的统一定价、运销。

　　在2000年前后，煤运公司对山西煤炭每吨收取20元能源基金，10元生产补贴款，5元专项维检费，出省煤则要加收4%的服务费和管理费。煤运公司在全省设立200多个煤检站，对所有过往运载煤炭和焦炭车辆进行过磅、验票。该公司有员工十几万人，每年营运收入十几亿，“山西省百强企业”年年有名。

　　煤运公司在山西各省辖市都设有分公司。2008年，因为各省辖市的煤炭资金流失严重，省里见不着钱，省国资委想把煤运公司的管理权统一收到省里，但遭到地方强烈反对，只得作罢。

　　1998~2000年，山西省不少乡镇煤矿停产。没停产的小煤矿企业产权名为集体，但层层转包现象严重，产权不清，实际上成了私营煤矿。有些新建煤矿付不起井巷工程款，地方矿主便将采矿权交给大部分是来自温州的井巷工程队，以此顶替工程款。也有的乡镇、村集体将煤矿低价转让给温州人，十几万元就可以拿下一座10万吨/年的矿。第一代“温州炒煤团”由此诞生。

　　孔祥毅回顾说：“煤炭开采权和经营权的混乱，带来好多问题。工业税收好控制，煤炭行业不好计算：你今天生产不生产谁知道？煤老板们究竟有多少钱谁知道？这是一个圈地运动，煤老板一个人是吃不了的——采矿权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拿到的，得政府有人支持你。煤老板吃的不是大头。能源经济，腐败空间肯定会有。官煤勾结从有采煤时就有了。”

　　此时，山西煤炭行业人数已占全省国营企业职工总数1/4，全省有2/3的县依托煤炭增加收入，农民纯收入1/ 6来源于煤。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