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严肃的庙堂，但渐次与“江湖”不远。

　　2008年11月6日，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保机构负责人、社保研究专家云集于此，一场由国家有关部委举办的社会保障高层论坛在这里举行。

　　中午，组委会在小礼堂外的餐厅安排自助午餐。首次到大会堂的与会者已经迫不及待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相机，在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著名国画前留影。

　　这个论坛只是人民大会堂所承办若干对外会议中的一个。临近岁末，各种年度音乐会、欢庆会将接踵而来。

　　进入12月，至少有四场在大会堂的演出已经排定，这当中包括“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音乐会、俄罗斯国家芭蕾歌剧院芭蕾舞团排演的《天鹅湖》。

　　大会堂的经常性项目——开放部分展厅的旅游参观也在继续，在大会堂一侧的窗口，等候购票的人常常排起长队。

　　除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召开或相关会议占用展厅外，大会堂的北京厅、上海厅、四川厅、上海厅、广东厅等，是经常对外开放的空间。

　　“旅游参观、出租场地、餐饮服务——这是人民大会堂目前对外业务的三大方面。”何虎生告诉本报记者。何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列学院教授，是国内最早一批以人民大会堂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

　　在何看来，这是一个微妙的口子：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都可以借各种机会，登堂入室，参观这个讨论和决定13亿人命运所系的重大国是的地方。

　　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的一个小窗口，已经成为中国变革之路的形象大窗口。这不仅是学者研究的一个印象，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他们的生活变迁也在并不长的参观路线上，找到一个无需答案的解释。

　　更多的中国民众，通过电视和报纸的报道，了解关系13亿中国人福祉的国是要策在这里被集中讨论和决定。

　　这已经不仅仅是作为政治符号的地理坐标。如果再细致考察它的开放空间，则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地理坐标给出了一条顺理成章的引喻：自下而上的变革只有与自上而下的改革同向使力，才让中国道路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一、交谊舞进场

　　2006年9月22日，韩国歌手安七炫与中国台湾歌手吴建豪在人民大会堂同台演出。当演出进行到50分钟时，被临时喊停。原因是现场的气氛混乱，有激动的歌迷甚至跳上了大会堂的桌子。

　　这次事件后，“人民大会堂成了迪厅？”的争论再起。疯狂的歌迷是否亵渎了大会堂的庄严，这成为一个议题。

　　事件的重新检讨，并未阻止大会堂开放的步伐。大会堂管理局一位负责人表示，人民大会堂的职能是为党和国家的政治性活动服务的，为各省市、各部委、机关团体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即便开放，它的职能仍然没有变，而是范围更扩大了。

　　这座为建国10周年献礼的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比故宫全部的建筑面积还要大。

　　1978年12月底，有中央领导人提议，大会堂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向各界群众开放，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体现党拨乱反正的决心。1958年建成初每周一到两次的对外开放日，但到文革期间群众性开放已中断。

　　1979年，1月27日晚，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再度在大会堂举行，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重新向各界群众开放。

　　在这个夜晚，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联欢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在此之前, 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文革”期间被叫作“封资修”。

　　同年3月10日,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铁栏杆被全部拆除；7月15日, 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

　　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也正是从那时候破冰。

　　当时到大会堂参观将收取两角钱的门票；在万人大礼堂“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画前，也特意开设了两个摄影点，收费拍照。

　　不久后一些小范围的演出或电影也陆续开放。何虎生也是当时开放的见证者，那时候他家住在北京城府佑街附近，离大会堂仅两三公里，经常拿着朋友给的票，到大会堂看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