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平谷“土地流转第一拍”的消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就在标的一步步被推到拍卖槌下，公众以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新的土地流转案例即将产生时，12月2日，平谷区农工委表示，拍卖标的尚不具备流转条件，“第一拍”面临流产。

　　昨日，作为这块标的的三名承包人之一，平谷大兴庄镇良庄子村村支书张玉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 对话人物

　　张玉旺

　　平谷大兴庄镇良庄子村村支书，另外一个身份是———在号称“土地流转第一拍”中，是拍卖标的的三位承包人之一。

　　他念叨，自己是平谷大兴庄镇良庄子村村支书。

　　说起“土地流转第一拍”标的承包人的身份，他嗤之以鼻，“狗屁。”

　　“消失”五天后，昨日，张玉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反复强调不在乎“承包人”这个身份，而要以“村支书”的角色，将拍卖进行到底。

　　“安徽小岗村村主任支持我拍卖”

　　新京报：你说自己受到了压力？

　　张：嗯，有人跟我说，“如果拍了，下场自己看着办”。那几天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就让人带我到安徽小岗村去了，一是散心，二是取经。

　　新京报：取了什么经？

　　张：小岗村村主任关友江支持我拍卖。他说当初小岗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搞分田到户，改革得需要点魄力。

　　新京报：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张：嗯，这件事肯定要付出点代价，大不了就是丢了乌纱帽。

　　新京报：可是，你昨天还说自己后悔呢。

　　张：但现在我又不后悔了，这几天都睡不着，现在我下决心了，一定要完成这次拍卖。

　　“我签承包合同时没约定土地面积”

　　新京报：你是怎么承包这块山地的？

　　张：1999年，我当良庄子村村支书时，因为村民在山上焚烧秸杆，我被免职了(后来又恢复职务)。村里为了安置我，主动让我承包山上的林场，希望通过经营农家院，改变山场萧条的面貌。

　　新京报：当时签的合同都约定了哪些条款？

　　张：大概是1999年9月，我和良庄子村委会签的承包合同，当时没约定土地面积，每年租金2万元，租期50年。因为半年前金海湖镇的李平已经把680亩的果园承包走了，所以我只承包了山场和45亩多的集体建设用地及民房。

　　新京报：后来你又转给了别人？

　　张：很多民房需要翻修，我照顾不过来，就转给别人11栋民房。后来这11栋民房又转给了张扬，承包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

　　新京报：他们俩的合同，你了解吗？

　　张：张扬承包的民房，每年租金4000元，租期也是50年。李平承包的果园，租金是一年5万元，后来降到一年3.5万元，前几年又转给了他的妻子路丽青。

　　“拍卖后村委会该得的一分不少”

　　新京报：你承包10年来，投入了多少？

　　张：300多万元吧。主要用于修路，还有民房改造和淘金洞的配套设施。刚开始那两年还挺赚钱，一年30多万元，把山下的农家院也带得火起来。结果火了人家，冷了自己，现在我连每年两万元的租金都交不起了。

　　新京报：村民代表是因此才同意你转让的吗？

　　张：最主要的是，我向他们承诺过，按照三人的承包合同计算，村委会可以一次性得到将近300万元的承包款，这对我们村是个大数。

　　新京报：但这会不会成为“空头支票”？

　　张：不可能。光明正大地拍卖，拍多少钱村民都会知道，还有媒体监督着，村委会该得的一分不少，剩下的我们三人再分。

　　新京报：村委会这笔收益会用在哪里？

　　张：这要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估计主要用在修路上，村西口那条出村的路该修了，我记着呢。

　　“只转让700多亩会赶跑竞拍方”

　　新京报：你提供了一份平谷县发改委下发的文件，其中只允许在规定范围里开发旅游业，没有明确承包权。

　　张：是没明确，但事实上那么大的林地只能由经营者照顾，集体建设用地和外围的山场是分不开的。

　　新京报：那你怎么认定这些地都是经营者承包的？

　　张：文件里没规定，但如果明确说山场无主，也不对。因为后来的集体建设用地承包人，都对外围山场有使用的权利和保护的义务。

　　新京报：这不足以证明12700亩都是被承包的土地。

　　张：但是(平谷区)农工委公布的4397.9亩也有问题。此前农工委曾经调查并得出过被承包的土地面积，是6000多亩，这个数据写在会议报告里，但通报会那天没公布。

　　新京报：6000多亩的数据出自哪里？

　　张：在平谷区农工委的会议记录上，这个会是11月27日开的，记录是农工委书记签发的。

　　新京报：如果公布的数据是6000多亩，你接受吗？

　　张：我妥协。但是现在甚至说能转让的土地只有700多亩，这是在赶跑那些竞拍方。

　　“我希望能拍卖成功但又不知道怎么做”

　　新京报：你此前说农工委的会议记录阻止了你？

　　张：会议记录上说了，没有林权证就无法转让林地承包权。

　　新京报：你现在办也来得及啊。

　　张：这份记录上说了，在我承包这片林地后，黄松峪乡集体办理了林权证，记录上还特意注明，“林权证不能重复办理”。

　　新京报：当初，你为什么不先办林权证呢？

　　张：我承包那年还没有这样的规定，黄松峪乡是在我承包之后办理的林权证。我也是才知道有这个规定，当初让黄松峪乡办证时，我都不知情。昨天他们(农工委)说我办证需要33天，但实际上路已经被堵死了。

　　新京报：你想过下一步怎么走吗？

　　张：想过，我希望这次拍卖能成功，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贾鹏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贵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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