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倾向与歧路可能

　　“他根深蒂固地认为从小受到的嘲笑、不公的命运和仇恨只有通过暴力发泄才舒服一些。”

　　“人很多，温总理却站在靠我们最近的地方，我们围着他”，陈建飞说，身边的孩子们不敢相信总理真的来了，紧张得不敢说话。陈建飞觉得自己比过去开朗多了，他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当众回答总理问题的孩子。

　　停留半个多小时后，总理一行继续赶赴医院看望艾滋病人。陈建飞还有许多发自内心的话来不及对总理说。

　　他想说，如果不是社会的关怀，让他释放了心里的仇恨，“也许我就走上歧路了”。他还想说，很多孩子并不这么幸运。

　　现在的陈建飞痛心于几个同村孤儿日渐严重的暴力倾向，“他们有的既不上学，也不去打工，四处游荡，撬门打游戏，在学校充当小打手收取保护费。”

　　陈建飞目睹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学同学王强在父母去世后，性格日变，最后发展到去赌场充当打手，在一次打架斗殴中被抓，被判了5年。“他崇拜暴力，仗着自己是艾滋孤儿，谁也不敢惹，大人也敢打。”

　　出事前两个月，陈建飞找到王强，想规劝他放弃暴力，深谈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无力改变他的看法，“他根深蒂固地认为从小受到的嘲笑、不公的命运和仇恨只有通过暴力发泄才舒服一些”。

　　11月23日下午，蔡寺村后宅，本报记者走进一间仅3米长2米宽的破土屋，没水没电，这就是打工逃回的万光辉的家，他和哥哥在父母艾滋病死后一直在此蜗居。“我不愿意再回到这间屋子，”万光辉说，这里灌满了悲伤的记忆。去年12月，19岁的哥哥万光荣因轮奸罪被抓，现在合肥某处监狱服刑，判了12年。

　　屋内桌上，异常醒目的是一个观音像。“过年的时候每天必擦，擦得发亮”。哥哥在外打工后，也常告诉他一个人呆着别害怕，“有观音保佑”。

　　哥哥在弟弟眼里“很顾家”，父亲死后，读四年级的哥哥辍学打工供弟弟上学，要照顾弟弟，他不敢走远，就近到县城建筑工地帮人搬砖头打杂。15岁时出远门，间隔一段时间从外地打村里电话，叮嘱弟弟好好读书，寄回钱来给他交学费。

　　两年前，弟弟发现哥哥变了，在外面交了不三不四的朋友回来，染着黄头发，喝酒，走路嘴里叼着烟。最后他把自己送入监狱。

　　掉进犯罪黑洞的孩子不只是安徽孤案。河南大学生张胜利和在北京当保安的弟弟已经失去联系快2个月了。兄弟俩同受社会资助，却已然有了永不交叉的异样人生。两年前，几个小混混拉着他弟弟去一个修理厂偷一万多块钱，“钱是他们拿的，我弟弟负责给他们望风。”出事后，小混混的家人花钱打点关系，把自己儿子保出来，“只有我弟弟被抓去判了刑”。

　　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最近没有开心的事”，“没人愿意和我玩”，“当别人喊爸爸妈妈时，我很难受”，“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感觉好些”，“我觉得没有人能帮我”。

　　陈建飞觉得判了刑的王强并不是天生坏人，“如果早点有人跟他聊聊，打开心结，不至于掉进深渊”，“他心里压抑得太久了，无法承受”。陈建飞认为，暴力倾向的内在症结是心里淤积的痛苦经验得不到释放。

　　智行基金会的马正洲接触的艾滋孤儿中心理问题最严重的是17岁的刘云飞。在基金会为孤儿们举办的夏令营里，有个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他就很难受，找马正洲，问“是不是他瞧不起我，因为我是孤儿”。他甚至只因一个小细节就与工作人员打起来，以为别人要欺负他。马正洲一找他谈话，他就跪在那里说知道自己错了。

　　11月21日，刘云飞所在的技校给马正洲打紧急电话，说刘云飞因为在寝室丢了一双新球鞋，指责学校的安全工作太差，闹着不上学了，“冲动起来还流露出轻生念头”。

　　七十多岁的爷爷从农村赶来买了双新鞋给他，“鞋子是小事。”刘云飞说。

　　本报记者跟他深入谈心，刘云飞沉默很久才说出心里的挣扎，永远忘不了小时候失去父母后，同学欺负他，骂他“艾滋病家里来的，有娘养没娘教”。他受了刺激，以后就变得极其敏感脆弱，“老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冲动过后又很后悔”。

　　跟老师发生冲突后，刘云飞当时道了歉，第二天又“感觉心里烦”，在宿舍抽烟，被老师发现没收了烟。他盯着老师要，又发生冲突，差点打起来，后来干脆翻墙跑了失踪了。马正洲只好报案让警察找，所幸第二天他自己回来了。“当时我很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就去了旅店住了一宿。”刘云飞说。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燕宁教授和硕士生丁中华曾采用专业心理学量表，根据智行助学名单，评定了120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双孤、单亲和双亲家庭的孩子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双孤家庭的孩子相对于单亲和双亲家庭的孩子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包括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症状。高燕宁不无担忧，这些调查的孩子都受到了智行的助学，日常接受了较多的社会支持，心理隐患尚如此，而那些未接受助学的孩子呢？

　　智行基金会曾在艾滋病高发村的3所学校和一所孤儿院随机选取了25个艾滋孤儿进行深入心理访谈，结果大多数孩子回答“最近没有开心的事”，“没人愿意和我玩”，“当别人喊爸爸妈妈时，我很难受”。有烦恼时，许多孩子选择“不告诉任何人，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感觉好些”，“我觉得没有人能帮我”。

　　心理的创伤隐秘而沉重。在造访艾滋病家庭前，杜聪从来没有失眠的问题，但这些年来他不只失眠，还常常做噩梦，有时半夜醒来无故哭泣。杜聪由己推及那些孤儿，他曾遇到过一个女孩，一家3代8口人，只有她一个是健康的，其余7个都有艾滋病，“你能想象年幼的她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个亲人离开，怎么渡过心理危机？”

　　受智行资助上学的孤儿，每年都会写信给基金会报告这一年的经历和感受，八年未有间断，智行基金会的负责信件整理工作的阿东这半年来忧虑重重，早年被发现的艾滋家庭，病毒多年潜伏后正日渐发作，不少单孤的孩子将不可遏止地面对仅有的亲人死亡，从而堕入双孤境地，心理疾患也许会越来越糟。

　　一个已经读了大学的孤儿说，每次跟患病的妈妈通电话，说出来的都是安慰的话语，每次总有一段尴尬的沉默，在那段空白里她总是意识到，她和妈妈都在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谁都知道说的是谎言，谁都不想先拆除它，这令她郁闷不已。

　　苦难，就像充电

　　“艾滋孤儿也能成功，和其他人一样，没什么不同，也上大学，也有所成就。”

　　5年前本报报道的高燕现在上大学了，在卫生学院读书，她比过去开朗些了，能主动跟人说话了，但很难和人交心，磨难的经历使她总是处于过度自我保护之中，对孤儿身份极为敏感。总是不得已隐瞒和编织一些信息，她习惯了跟班里同学主动强调，她爸爸妈妈在县里工作，说来看她的人都是爸妈的好朋友。

　　在智行资助的8000名艾滋孤儿中，有300个已经考上了大学，他们是艾滋孤儿中最优秀的一群。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内向，沉默，心思细密，眼神里有不经意的忧郁，但性格也更刚毅，有耐力，执著。

　　去年，张胜利以630多的高分考入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今年以其踏实肯干被选为班长，尽管“开始时当众说话都声音颤抖”。

　　求学路的艰难源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我妈有精神病。”从3岁起，张胜利就生活在噩梦中，“妈妈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病发时总是离家出走，我爸就去找，找之前先算一卦，朝哪个方向跑了，就去那个方向找。十多年里，我爸找我妈所跑的路，可以把河南省绕几圈。十年前，最后一次终于找不着了，我也没再见过我妈。”

　　母亲失踪3年后，父亲陷入艾滋病泥潭。那年，16岁的张胜利读初三，住校，交不起20元的住宿费，学校给免了，老师说“你从家里带床被子来就行”，张胜利无比难堪，“家里就一床破被子，没有多余的”。

　　从高中起，他开始接受智行基金会的资助，学费有了着落，生活境况也好转。极端的贫穷、“没妈的孩子”的嘲笑、父亲艾滋病阴影的纠缠，反过来磨炼了张胜利惊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学习倦了，每次回家都像是快速充电，刺激了我向上的心志。”

　　大一新生刘一凡也受到父亲的激励，父亲是艾滋高发村里第一个服药后挺过来的病人，“躺在床上半个多月，快准备后事了，我爸爸苦撑着，能走几步路了，他在前面走，村里人在后面鼓掌。”父亲重新站起来给了其他病人希望，病好点他就看养殖书，买回饲料，自己养牛挣钱。“他的勇气影响了我，我为他骄傲。”刘一凡说。

　　学电子技术的研究生张健，在就业形势极其恶劣的寒冬，通过层层严酷考核，最近被一家全国知名的通讯公司录取，提前找到了工作。7年前，父亲查出艾滋病，“当时的感觉是崩溃”。村里的规矩是考上大学后要在村里放映两场电影，身患艾滋的父亲无力付钱，他由此许了一个承诺，替爸爸还愿。2006年保送研究生后，他自己攒够了钱，在村里放了一场电影，是喜剧片，那时父亲去世两年，“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见到了我爸，他很高兴，但对我说，你许的愿是两场，怎么只放了一场？”

　　刘一凡考上大学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两个梦想，第一个是在家乡建一个纪念碑，“纪念这场艾滋病灾难”，第二个梦想是，“将来当村官，让家乡像华西村一样富裕。首要的是建设一些工厂，让那么多艾滋病人可以边服药边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挣点钱。”他痛心于“父辈带病在外打工，中途不断回家来拿药”的悲戚。

　　汶川大地震后，智行基金会资助了一些成年的艾滋孤儿去灾区给地震孤儿上课，这让刘一凡重拾了自尊和自信，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那种感觉真好，我不再觉得自己是社会的负担”。

　　张健内心极其渴望“成功”。他知道，如果他能成功，对其他更小的艾滋孤儿是个积极影响，也能影响别人的看法，“艾滋孤儿也能成功，和其他人一样，没什么不同，也上大学，也有所成就”。

　　智行基金会目前的工作人员中有6个是曾受资助的艾滋孤儿。其中之一安徽办公室的代廷梅可能是最早结婚并当爸爸的。

　　他也想大学毕业后多挣钱养家，但是他知道有更多的孤儿处在比他更恶劣的艾滋阴影中，“如果我是没有鞋子的那个，他们是没有脚的人”。

　　为了这些“没有脚”的人，代廷梅说要在智行至少坚持干十年，跑村家访很辛苦收入不高，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如同在火场救火，“如果等自己挣够了钱再回来救人，孩子们可能早被火吞了，时间不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