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在新中国30年的历史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直是绝对对立的两种意识形态，但是到了1978年，出访考察的热潮使这个禁区开始慢慢出现突破的迹象。

　　陈东林：当时古牧在向政治局汇报的时候，讲了一句很大胆的话，说我们讲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他说我看他离死期还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就笑了，有的人就说，谷牧啊，也就是你敢讲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

　　肖东连：王震去访问英国，失业工人有二层楼，感慨，英国发展不错，社会福利也挺好，差别也基本消灭了，如果加上共产党领导，那就是我们所想到的共产主义，当时对于领导人的精神思想上的解放，开阔思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解说：在出访考察的众多国家里，对中国最具启示意义的是战败后的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与新中国几乎同时间起步，在15到20年里就实现了现代化。

　　肖东连：一个基本的经验、共同的经验，大量利用外资。

　　杨波：资金不够，它有的是资本，为什么不可以用？

　　解说：当时如果仍然按照传统方式，仅仅用外汇来购买技术和设备，中国还不具备那种财力。。

　　萧冬连：当时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外汇存底是10来个亿，，实际上现实的需要，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就突破了。

　　解说：1978年的中国尽管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达成了共识，但是“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笼罩着中国，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任何的实质性的改革和突破都是难以进行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公开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1978年的中国开启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邓小平：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看来，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解说：1978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长达2个月的务虚会，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研究如何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陈东林：邓小平大胆提出来，只要看准了，可以引进500亿美元，只要能生产出东西来，不怕借债。有些人提出来，有些顾虑，这么大规模的和西方国家借贷，我们会不会被它们控制。姚依林就提出这么一个说法，我们要在狼群中学会狼叫

　　解说：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在日产汽车厂公司，他得知日产汽车的生产率是当时中国长春汽车厂的99倍。

　　王效贤(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 邓小平访问日本随团翻译)：因此他发表感想，他说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这就是现代化的速度。

　　解说：在日本为期8天的访问里，邓小平参观了4个工厂，还坐上了新干线列车。

　　翻译：怎么样？乘新干线以后有什么感想

　　邓小平：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解说：在访日期间，邓小平还专程两次会见了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有一些招商引资的意味。

　　王效贤：小平同志第一句话就跟他说，这次我是抱着向你们请教的态度来的，然后就讲到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电子工业的现代化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我很希望你们的电子工业到我们中国去。

　　解说：后来日本松下公司率先进入中国，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效应。访问日本之后，邓小平又出访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

　　施燕华(邓小平访问新加坡随团翻译)：他就发现确实是，新加坡把很多的外国的大公司吸引过来，所以这个税收方面是有一部分收入的，另外邓小平说创造了就业机会，新加坡人进入外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工作，素质就提高了，也是一种培养。所以这就是派生出来的第三方面的好处。

　　解说：据李光耀的回忆，当时邓小平就中国的改革问题和他单独会谈了三个多小时，他说，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在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随后这也成为十一届三种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中国当代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提出，今后中国要从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墨守陈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邓小平：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解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外贸部部长李强在答香港记者问时明确宣布了中国对外资禁区的突破。

　　陈东林：我们现在可以打开两个禁区，一个是我们过去不搞国家与国家政府之间的贷款，说这个禁区现在没有了。第二个，国外的资金到中国来投资，这个禁区也没有了，

　　解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宣布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将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国，甚至对于全世界，这都是一个改变历史进程和外交格局的大事件。1979年1月1日，邓小平当选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他们认为邓小平向世界推出了中国的新形象。

　　翻过永载史册的1978年，中国引来了1979的春节，正当举国都沉浸在充满希望的节日气氛时，邓小平在正月初二踏上了访问美国的破冰之旅。

　　邓小平：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

　　解说：邓小平在访美期间说，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李光耀当时也感慨地说，我感到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

　　不久，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向前突破了关键的一步。1979年4月，广东省委和1978年派出的港澳考察团都向中央提出建议在深圳、珠海等地建立对外开放的出口加工区。

　　王全国(原广东省委副书记)：这是小平同志的原话，这样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记者：16年前在深圳，竖起了邓小平的画像，在许多人心目当中，它已经成了深圳的标志，甚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30年前，是邓小平为这个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起名叫特区，1984年在特区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当中，也是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来到深圳，明确肯定了特区政策的正确性。随后十四个沿海城市和海南相继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到面形成了沿海地区全境开放的格局，而接下来的课题，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将如何向纵深发展呢？

　　解说：1984年以后，中外合资企业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现，并从最初的加工和服务业转向重大产业乃至高新技术产业，上海贝尔公司是中国的第一家高新技术合资企业。1989年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局势使他们的中外合作突然搁浅。

　　冯大慈(原上海贝尔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是不是在改革开放上面要有一些什么动作了。所以说他们就准备撤了。

　　解说：当时全国都出现了外方人员撤离和撤资的现象，美国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封锁，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1990年春节，邓小平来到了上海。当时这个经济重镇的经济增长已经连续七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邓小平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很快在他的提议下，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向世界宣布开放开发上海浦东。

　　赵启正(原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浦东开发就是告诉它，旗帜鲜明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向前走，但国际舆论反响不一致，有相当的舆论认为这是一个口号性的东西，

　　李佳能(原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他不相信，你可能在上海这样一个敏感地区，这样一个关键地区，能把门打得这么开

　　解说：就在这一年，东欧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当时，还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成为整个中国都在思考的问题，“反和平演变”、“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成为舆论的主导力量。1991年2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大胆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文章署名是“皇甫平”，《解放日报》的副总编周瑞金是作者之一。

　　周瑞金(原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所以当时很显然当时面临着一个关口，中国到底是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还是重提阶级斗争，走回头路。

　　解说：随后“皇甫平”又连续发文，提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如果我们仍然囿(you四声)于姓社姓资的诘难，就只能坐失良机。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的主要媒体都纷纷批驳不问姓社姓资将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周瑞金：因为当时提出来两种改革开放观，实际上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当成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观。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都认为是改革引起的，有的领导到上海严厉地批评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把好不容易统一的思想，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现在又提出一个什么搞市场经济，把全党的思想搞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