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出生在日喀则白朗县的一个差巴家庭(农奴的一种)，父母都是当地贵族的仆人。

　　格桑童年没有鞋穿、穿补丁衣服，被手指一样粗的皮鞭打。“如果不慎冒犯了主人，最少要挨五十鞭。”他说，“农奴只是‘会说话的牛马’，像牲口一样被卖来卖去。”

　　他的姨妈还是个20岁少女时，日喀则的贵族巴扎把她送给了拉萨达孜的贵族夏扎瓦。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格桑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

　　“我们一家人常年耕作土地，却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我们是饿着冻着过日子的。”格桑说，他最痛心的记忆是1954年，年楚河泛滥，很多庄稼都被淹了，农奴们枯瘦如柴，很多都饿死。贵族家里谷仓的粮食却堆积得发霉了。

　　很多人都有和格桑类似的经历。

　　到民主改革前，格桑家里欠了贵族50多克青稞(注：克，藏族地区容量单位，1克青稞约重25市斤)，都是高利贷。1克青稞一年要支付三分之一的利息。今年还不上，明年又接着借，利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我们永远还不起连保债。”格桑说。“当时，大家一把火就把契约和地租都给烧了，我们家50多克青稞高利贷契约也当场烧毁了。”当时不到13岁的格桑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的父母和乡亲们庆祝民主改革时的欢庆场面，他说：“大家心里高兴极了，借的青稞、钱、地租都烧掉了，再也不用还了！”

　　人群围绕地契烧出的烈火，跳锅庄，通宵达旦。

　　参与叛乱的贵族们的财产被分给农奴，政府对其他农奴主的财产进行赎买。“当时，中央政府派工作组给我们分地，有很多木牌上写着各家各户的名字，然后像木桩子一样钉入各家的农田上，我们家第一次有了土地，一家六口人分到了26亩地，还分到了贵族的3头犏牛和一对卡垫(藏式地毯)。”格桑微笑着说。

　　民主改革后，格桑和家人四处打探姨妈的消息，直到1965年，终于在达孜县塔杰乡四岗村的“喜卡”(庄园)上找到了姨妈。“哥哥告诉我，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姨妈，相见时激动得相拥而泣。姨妈过去叫仓决，后来被卖到塔杰后，被那边的贵族换了名字叫艾吉，连取名都不能自己做主。”格桑说，“姨姨艾吉现在已经是86岁高龄了，正在安度晚年，如果在旧西藏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之后，格桑第一次离开了家乡，第一次来到拉萨，第一次看到达赖喇嘛的宫殿布达拉宫，又第一次走出雪域高原，到陕西读书。“过去，你说农奴的孩子哪有机会上学？共产党来了后，我们才有机会上学。作为翻身农奴新一代，有了文化后，我想让更多的人学习文化知识，所以自愿提出当教员。”格桑说。

　　1965年到1969年，格桑在白朗县小学当教员。后来，由于格桑出色的藏汉翻译才能，被直接转入部队，在部队工作了14年，享受22级干部待遇(相当于现在的连级干部)。1983年，格桑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日喀则地区工业局工作，成为一名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但他并没有就此满足安稳的工作。

　　改革后，格桑扔掉工业局“铁饭碗”工作，组建日喀则历史上第一个民族手工业销售公司。如今，格桑是西藏日喀则地区亚美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昔日的农奴，今天已成为资产上亿元的民营企业家。

　　“现在我的公司是集团公司，资产超过了1亿元，下面还有8个控股企业。”格桑自豪地说，“产品种类达200多种，产品主要有地毯、卡垫、民族服装、民族家具、金银铜器制品、藏刀、唐卡绘画等。”青藏铁路通车后，他的产品已打入北京、上海、广州、浙江等祖国内地省市，少量产品已远销海外。

　　现在格桑还是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格桑的儿子次仁顿珠是日喀则团市委书记，大哥是国家干部，妹妹在农村务农，爱人是企业职工。

　　西藏社会科学院藏学家格桑益西原来是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的社长。他认为，西藏早在元朝(1271-1368年)之前就已经进入了农奴制社会。在后来政教合一的统治中——这种制度以达赖喇嘛等宗教上层人士为最高代表，农奴制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