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郗萱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若干世纪中，在西藏从未有过什么“独立”的问题。直至20世纪初年，藏语中也没有“独立”一词。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却发生了所谓“西藏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其实质是什么？

　　一、所谓“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

　　近代史上，西方列强首先是英国在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南沿海的同时，也把西藏作为侵略中国的突破口。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十年(1904年)前后，英国曾两次大规模武装入侵西藏，遭到包括西藏广大爱国僧俗在内的我爱国军民英勇抵抗。但由于清中央政府的腐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英国和沙俄为了各自的利益，暗中以我国西藏为砝码进行秘密政治交易，于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所谓的“西藏问题”。说到底，就是图谋制造西藏“独立”，分裂中国。在二十世纪初的藏语词汇中，还没有“独立”这个词。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势力趁清朝中央政府的虚弱，开始阴谋瓜分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为了把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888年、1903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西藏军民奋起抵抗但遭失败。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英军一度攻占了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侵略者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但由于清朝政府外务部认为《拉萨条约》有损主权，清朝驻藏大臣不予签字，条约无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英国乘中国政局混乱、中央政权变更之机，加紧了侵华阴谋活动，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密谋策动西藏“独立”，妄图分裂中国。1912年8月17日，英国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五个条件：1、不许中国干涉西藏内政；2、中国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行政权，不得改西藏为行省；3、中国不得无限制派军队驻藏；4、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要求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并以此作为(英国)承认中华民国条件；5、在订立新协议前，封闭一切经印度通西藏的道路。随后，又向中国施加压力说，如不接受，英国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外国政府公然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的分裂中国西藏的“外交”文件。民国政府外交部于当年12月严词驳复，严正指出：“承认中华民国是另一个问题，不能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

　　1913年10月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了所谓的“三方”会议，史称“西姆拉会议”。会议之前，英国频频与当时的西藏地方当局密谋。英国代表团顾问(时任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柏尔多次进藏，唆使西藏地方当局在会议中按其计划行事。后来柏尔在其所写的《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全盘托出了他与达赖方面拟议的图谋：“达赖所欲定之条款如下：(一)西藏自理内政；(二)自理外交，遇重要之事，则咨询英国；(三)中国大臣或其他中国官吏及中国军队不得驻扎西藏，但许中国商人往来贸易；(四)所谓西藏包括雅龙(即瞻对)、德格、巴塘、里塘以至于打箭炉一带地方。”其核心就是西藏“独立”。解决“方式”上，包括“内政自理”，扩大西藏范围(即“大西藏”)等。现在达赖喇嘛等人宣扬的“高度自治”“大藏区”等“西藏独立”的变相说法，其源盖出于此。

　　史料记载，西姆拉会议一开始，西藏地方的首席代表夏札就公然抛出了与英国密谋的六条：1、西藏独立，西藏不能承认1906年的中英条约(按：1906年中英条约承认中国在藏享有主权)；2、西藏的范围包括昆仑山与安定塔以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部、甘肃与四川的西部、打箭炉及云南西北部的阿墩子；3、1893年和1908年的印藏通商章程应由英国与西藏当局修改，中国中央政府不得预闻；4、华官华兵不准入藏，也不准在藏居留，华商入藏须领有西藏政府发给之护照；5、中国须承认达赖喇嘛为蒙古及中国佛教的教主；〔此项是有误的，据英方记载为西康所有的寺庙僧官(堪布)皆应由达赖喇嘛派人掌管〕；6、赔偿西藏各项损失。

　　这是旧西藏地方当局在外国侵华势力唆使下，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和扩大西藏范围(即‘大藏区’)。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奉命严正批驳。英国首席代表麦克马洪佯装调停，变换手法，抛出内、外藏计划，把中国领土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划分为内藏、外藏，并提出，在内藏中国享有若干主权；外藏则由藏人“自治”。其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就是在中国西藏的辖地中间画一条线，作为印藏边界线，这就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这是英国与当时的西藏地方当局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搞的一个密谋，一场卑鄙的政治交易。中国政府代表据理驳斥了内、外藏计划。

　　英国为了达到分裂中国、谋取最大政治利益的目的，又提出了所谓调停草案11条，其主要内容如下：1、外藏实行自治；2、中国在外藏不得派驻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但中国仍可派大员带有卫队驻扎拉萨，卫队人员不得超过百人；3、1893年和1908年的通商章程作废，西藏政府允与英国政府议订通商章程；4、西藏按所附之地图划分为内外藏。表面看起来，这与西藏地方当局提出“独立”计划有所不同，从字面上把西藏“独立”变成了“自治”，但实质是一样的，其实质就是现在达赖集团提出的所谓“高度自治”。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还偷偷把划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作为这个草约的附图，密谋迫使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签字。而在谈判桌上，则偷梁换柱，另换地图，蒙骗中国中央政府代表。

　　由于中国政府多次公开反对，英国又搞了一个附件，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企图以此引诱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条约草案上签字。由于严重损害中国权益，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始终拒绝签字，民国政府也多次发表声明反对。直到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公开声明所谓“西姆拉条约”、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多次严正声明，说明它们是非法的。

　　英国并不甘心阴谋的失败，以威胁利诱等手段在西藏培植亲英势力，并支持擦戎等亲英分子图谋政变，全面夺取西藏地方政权。由于阴谋泄露失败，后又唆使藏军武装内犯，抢占四川、西康大片地区，妄图武力实现其在西姆拉会议上受挫的扩大“西藏范围”的图谋，充分暴露了这一阴谋的罪恶目的，这就是一举囊括我西藏及甘青川滇等广大藏区，制造所谓的“西藏国”，使之变成它的殖民地。这就是“大藏区”的本质所在。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西藏爱国僧俗人士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川军反击，使这一图谋又成泡影。

　　1947年3月，在英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印度政府为达到分裂中国西藏的目的，特秘密邀请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参加了“泛亚洲会议”。英帝国主义在会上作了精心布置：一是在悬挂的亚洲各国国旗中把所谓“雪山狮子旗”作为西藏的国旗，与亚洲各国的国旗并列悬挂，并让西藏的参会代表坐在只有主权国家代表才能坐的主席台上；二是在会场悬挂的亚洲地图上，竟然将西藏地区划出了中国的版图。企图造成西藏已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假象，强迫中国政府默许。但经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严正抗议，会议的主持者才不得不予以纠正。1947年5月7日，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残酷地杀害了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热振活佛，制造了举国震惊的“热振事件”。

　　1947年10月24日，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为寻求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支持，派以孜本夏格巴等六人组成的所谓“商务代表团”，先后到美、英等国进行考察，欲以商务为先导行政治外交之实，宣扬“西藏独立”。但在中国政府的坚决抵制下，这场闹剧以碰壁而草草收场。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立即撤除，并命令驻藏办事处、学校、电台、医院等人员于二周内一律离开西藏，蓄意制造了“驱汉事件”，历史上也叫“七·八事件”。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50年初，在英美指使下，不甘心失败的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组织非法的“代表团”到英、美、印度等国表演“表明独立”的闹剧，向联合国提出所谓“呼吁书”。美国则指使中美洲的小国萨尔瓦多向联合国提出干涉中国西藏的提案。这理所当然遭到新中国的痛斥和有力回击。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美国人最早涉足中国西藏地区是在19世纪末叶。威廉·伍德维尔·洛克希尔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官方人士，他对西藏进行了4年的秘密“调查”。洛克希尔仅就自己收集的有限资料写了很多游记和论文，如《达赖喇嘛与清帝的关系》、《达赖喇嘛之国》、《西藏》、《1891-1892年蒙藏旅行记》等。他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西藏是宗主国中国的属地”。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早期的西藏政策，即在事实上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排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1942年8月，当时的美国战略情报局(1947年更名为中央情报局)的两名军官伊利亚·托尔索伊上尉和布鲁克·杜兰中尉带着罗斯福总统致达赖喇嘛的信抵达拉萨，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地方官员建立联系的秘密访问。他们答应帮助西藏人解决无线电设备，发表同情“西藏地位”的言论，建议让西藏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以便借机让西藏正式宣布独立。两位美国军官回国后曾建议向西藏提供三部全套轻便易运的无线电台，以便西藏建立连接昌都、甘托克、那曲、错那和日玛等沿边地区的通讯网。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赞成托尔索伊的建议，并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献策：这将会成为美国的影响渗入西藏的一个开端。最终，美国政府对此项建议采取了双重政策，其实质就是明目张胆地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并直接与西藏噶厦建立了‘官方’联系。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奉行冷战政策的美国政府，一面需要中国成为亚洲冷战中的战略伙伴而支持中国政府控制西藏；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西藏战略地位在未来冷战中的重要性，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提醒国务院“在目前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中国战局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要“防止在这些国家的反美势力控制政权”，为此他建议“美国可以考虑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和火炮发射基地”。他强调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代理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只是这种关系(与西藏)的发展与巩固要“十分谨慎地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进行”。

　　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派一位资深的外交家、老谋深算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洛伊·亨德森就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并通过驻印使馆加强了同西藏噶厦的联系。1949年1月5日，亨德森向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应该重新修订美国西藏政策，承认“西藏独立”。他的建议得到了美国驻华、驻苏使馆的呼应。并由此在美国国务院引起了对“西藏地位”问题的大讨论。远东司官员路丝·培根提出：一定要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为此美国要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要考虑西藏独立、从中国分离是否有一个可行的、合法的、永久的根据。美国国务院最终接受了培根关于“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并开始考虑“西藏独立”的可行、合法、永久的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高层一些人认为，“美国应把西藏看成是独立国家”，以便把西藏当成“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扩散的堡垒”。此后，美国官员频繁接触“藏独”分子包括达赖的兄长，磋商由美国提供“帮助”的问题。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6月25日朝鲜内战的爆发，美国决定立即援助噶厦以防止西藏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3月，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与西藏上层人物夏格巴首度接触，密商美国提供武器事宜，决定将武器储存在锡金、尼泊尔、不丹靠近西藏边境地区，以便藏方随时取用。5月，美国与印度达成协议：美国将大批援藏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及弹药等在印度加尔各答卸下，免受检查，经由大吉岭由美士兵武装护送运往西藏。(“新华社引印通社新德里5月11日电”，《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78-379页。)11月15日，在美国的指使下，拉美小国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讨论中国“入侵西藏问题”。在签署《17条协议》的第二天，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斯蒂尔(Steere)在新德里秘密接见了急于寻求美国帮助的夏格巴等人。随后，美国国务院表示，西藏的呼吁要增加“西藏与北京谈判”详情以及有关“共产党对西藏地位构成威胁”的新内容，西藏不要等待联合国的邀请再提出呼吁，而应该不断向联合国提出要求。美国仍会发给西藏代表团赴美许可证，并建议达赖去印度或锡兰避难，因为这可能会对西藏的“自主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会尽力帮助西藏人解决财政问题。艾奇逊指示亨德森做好下列工作：使达赖重申其被迫接受有损自治的条件“是对方强加的”；对达赖许诺“美国在政治和经济诸方面将予以充分的关注”；向达赖声明：“只有西藏人自己真正作出努力并进行坚决的抵抗，援助才能奏效。”(美国国家档案，793B.00/5-2951)从1951年夏季开始，夏格巴、土登诺布和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频繁往返于西藏、噶伦堡和美国之间，开始了阴谋策划反对《17条协议》、策动西藏叛乱、驱逐西藏中央政府权力机构、实现“西藏独立”的计划。美国驻印使馆从加尔各答领事馆派副领事撒切尔(N.G.Thacher)赴噶伦堡，与夏格巴等人秘密会面，积极参与谋划活动。撒切尔告诫夏格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在这之前要公开否认《17条协议》”。与此同时，美国驻印使馆已经为夏格巴、土登诺布等人设计了一个挟持达赖喇嘛出逃的具体方案。9月17日，美国驻印度使馆将一份亨德森签字的文件通过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尼恩转交达赖喇嘛。文件所示，“美国认为，必须把抵抗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当作长期性的问题来看待”。美国将“准备对现在和将来抵抗共产党入侵西藏的行动给予支持，并且提供切实可行的物资援助”。“美国向您提供上述援助和支持的前提是您离开西藏，公开否认西藏代表和中共代表所缔结的《协议》，并且依然愿意在反对共产党方面与美国合作”。

　　1952年2月1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艾利逊和官员埃克威尔、南亚司代理司长威尔、远东司中国科科长帕金斯与官员安德森等人，在华盛顿接见了土登诺布，鼓励土登诺布“不要对反对共产党中国的事业失去信心”。在其亚洲冷战的总体战略中，美国把中国列为冷战的主要敌对目标。据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开始了秘密地下援助“藏独”行动。同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印度靠近西藏边境的阿尔莫拉一带设立谍报网。

　　1955年春天，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下属机构开始在噶伦堡城郊征募西藏士兵，并先后在台湾、冲绳群岛、色斑岛、关岛等地秘密进行训练。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终于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在叛乱失败后，3月17日夜，达赖集团叛逃祖国。“一路上，曾在中央情报局受训的报务员紧紧相随，把达赖喇嘛的行程随时报告给华盛顿。”(于力人编著：《中央情报局50年(下)》，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1960年前后，西藏反叛势力把游击活动根据地从西藏境内转移到尼泊尔的木斯塘。为了直接领导和援助游击队，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新德里设立了指挥部，还在尼泊尔成立了名为“亚利桑那直升飞机”的航空公司，以便提供武器和粮食。1960年11月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Murphy)和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帕森斯(Parsons)接见土登诺布，向他转告美国的新决定：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并支持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以实现西藏地区人民自决权，进而脱离中国。这样，达赖喇嘛等“藏独”势力便以西藏“人权问题”为中心在联合国挑起了反对中国的斗争。在第14届(1959年)、第16届(1961年)和第20届(1965年)联合国大会上，在美国的幕后鼓动和操纵下，三次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决议中都把西藏列入自决权范围。

　　美国西藏政策是在继承英帝炮制的意在否定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所谓“宗主权”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西藏政策基本定位，成为美国亚洲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是支持达赖分裂势力的“藏独”活动，反共反华，遏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