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行政官司(俗称“民告官”)申诉上访率居高不下，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5月22日开始到今年底，在全国各级法院集中开展解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专项治理，力图使现有行政申诉上访案件基本得到解决，在较短时间内有较为明显的下降。最高院排查的案件包括列入“涉诉信访积案清理”等两个专项活动中的行政案件，以及2009年以来进京赴省申诉上访的行政案件。

　　告状难和上访率高，是目前行政案件领域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些地方或部门利用各种“土政策”，抬高法院受理门槛，拒绝受理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使当事人告状无门；或者认定“让行政机关胜诉是支持，让行政机关败诉是添乱”，制造关系案、人情案和权力案，官官相护、权权交易，使一些告状者无法获得法律正义，只有不断申诉上访。

　　这些问题究其根本，正如最高院副院长江必新所说，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把“大局”地方化，以“大局”、“稳定”为借口排斥司法监督。可以说，正是错误和扭曲的维稳观，导致民告官案件申诉上访率居高不下。

　　自《行政诉讼法》颁行以来，民告官案件总体上呈上升势态，这一方面是因为民众以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在土地、拆迁、执法、国企改制以及劳工权益等许多问题上，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行政不作为、非法行政等时有发生。然而当人们选择法律渠道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又百般阻挠，即使进入了司法程序，有时又把法律当成工具，操纵司法、偏袒权力，作出利于权力自身的判决，乃至对申诉上访者围追堵截，不断激化矛盾，从而陷入某种恶性循环。

　　土地、拆迁等民告官案件大都是利益冲突，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等理性方式解决，不必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民告官”申诉上访率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说明，一些地方将正常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稳定错误地理解为不出事，将民众诉诸法庭的理性选择视为不稳定因素，采取高压政策维持表面平静和一种脆弱的不出事状态。

　　转型时期利益剧烈调整，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应该说，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的良好秩序是政府的基本职责。问题是，政府该如何履行维持稳定的职责。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一些地方将利益问题上升为危及稳定的政治问题，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或者花钱买稳定，靠经济赎买手段来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又视乎问题大小：事情闹大才解决，不闹不解决。

　　我们认为，法治才是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手段，也就是说，维稳需要回到法律轨道，承认“民告官”这一利益表达形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摒弃“出事”思维，用司法正义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只有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确实无法解决时，才可以考虑其他解决途径。

　　维稳并不只是针对社会和民众而言，维稳回到法律轨道还意味着，政府行使权力应法治化、规范化，与此同时，司法的独立与公正也要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