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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向家属鞠躬致歉
【核心提示】
深圳富士康集团25日发生该集团今年以来第11宗员工跳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富士康负责人、台湾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昨日从台湾飞赴深圳,揭开危机处理序幕。郭台铭首度开放全球媒体同时进入富士康大本营——深圳龙华厂采访及拍摄,他并在当日下午向死者家属鞠躬致歉;不过他也表示,初步结论认为,跳楼事件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工厂管理并无问题,并呼吁媒体多正面报道。
●首度大规模对媒体记者开放
郭台铭26日从台湾搭乘专机前往深圳,上午11时35分在深圳富士康公司门口露面,并带领200多名台湾、香港、大陆及外籍媒体记者参观厂区与员工生活设施。据悉,这是深圳富士康公司首度大规模对媒体开放,时间大约为15分钟。
带领媒体参观厂区过程中,郭台铭不止10次强调希望媒体做正面、正常的报道,员工也需要正常的鼓励。据报道,他再次澄清外界批评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的说法。
26日下午,在富士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郭台铭对富士康接连出现的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作出回应,他对公司未能阻止悲剧发生向死者家属致歉。
郭台铭透露,这一个多月以来,他“最怕在深夜及早上接到电话”。他说,为了防止员工坠楼意外事件发生,富士康将会增加通报系统,成立一个“相亲相爱小组”,并加强注意员工心理健康。
●员工跳楼与工厂管理无关
26日上午,郭台铭在带领媒体记者参观厂区与员工生活设施后表示,针对多起员工跳楼事件,富士康与心理专家讨论后的初步结论认为,该公司工厂的管理并无问题,而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
郭台铭表示,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25万员工,99.99%的人生活、工作都很正常,大家也非常快乐,因为大家知道只要正常工作,就会有钱、能赚钱享受人生。
郭台铭说,他们已采取三个方法制止自杀蔓延。其一,在员工中迅速组织“相亲相爱小组”,希望将隐性的自杀者尽早发现。其二,除了开通关爱热线,请专家支招外,再培养1000位心理辅导师,深入基层一线,同时,对新进厂的员工进行心理测试。其三,在所有员工宿舍及工作区,高层建筑都设立防坠网,既有天网也有地网。郭台铭说,统计需要建设150万平方米的防坠网。
最后,郭台铭说:“我今天三鞠躬,表达深深的歉意,如果在管理上有什么缺陷,我一定加以改进!希望媒体也能协助与关怀富士康,我们有决心在最短时间内制止或改善目前的状况。” (相关评论见A04版)
深圳市政府称 富士康管理文化使负面问题叠加
深圳市政府26日举行富士康跳楼事件说明会,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平表示,虽然政府、企业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并未能有效防止坠楼事件的连续发生。对此,我们感到十分遗憾和不安。
李平指出,富士康科技集团发生的员工连续坠楼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些深层的原因,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多个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
李平分析说,从个体来看,富士康员工大多数是“80后”和“90后”,时代观念不够明确,涉世不深,经历磨炼不够,心理比较脆弱,对一些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
从企业来看,富士康集团相同年龄段的员工聚集在一起,加上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容易使一些问题和情绪产生叠加效果。
从社会层面看,这些员工远离家乡,缺少亲人、朋友的关心,社会服务、关爱、支持、援助也不够,容易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李平表示,下一步深圳市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多管齐下,防止再次发生坠楼事件。W
深圳商报
谁是“连环跳”的背后“推手”?
网上流传的富士康员工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
这些跳楼的员工,年龄均在18岁~24岁之间,进厂工作时间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只有28天,均来自农村家庭。从公开的资料来看,他们中,有储备干部,有即将升职者,而且不少人性格开朗,是什么导致了如此怪异、又如此让人揪心的“十一跳”?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对生命如此轻率? □首席记者 李凌
【开篇语】
从2010年1月23日,19岁的河南许昌籍富士康男员工马向前“高坠死亡”开始,短短的5个月内,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连续发生十一起跳楼事件。这十一名跳楼的富士康员工,均为80后、90后,最大的不过24岁,最小的18岁,他们中,学历最高的为大学本科。
“二代农民工”,这是今年年初官方给这些年轻人下的新定义。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从父辈身上“继承”过来的、“土里土气”的称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梦想和生活方式,在不断裂变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和“一代农民工”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父辈们漂了半生,最终又主动离开的城市里,他们的愿望如此清晰和强烈:安家、立业、扎根。
遗憾的是,他们生在这样一个时代,遍地都是成就功名的机会,但也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在城市里拥有一扇属于自己的窗户。高不可攀的房价甚至逼退了一批奋斗多年的白领,更何况是他们。阶层和身份,出生时就已在他们身上打上烙印,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未来,割舍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家乡,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何其困难!
当悲剧一再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在“中国制造”这个身披光环的机械化名词里,“人”在哪里?这就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身份的诘问、坚固的城市、社会的裂变、阶层的形成,是他们这一代人逃不开的宿命。
早在马向前悲剧发生时,今报记者就曾奔赴深圳,抽丝剥茧地解剖过转型期珠三角的用工生态,彼时,有专家发出这样的预言,企业用工模式陈旧导致的2009年末到2010年初的民工荒,将倒逼依靠“人口红利”在全球产业链最低端分得一杯羹的“中国制造”转型,我们多么期待转型,但又多么担心,一个又一个年轻生命的陨落,让这个过程看起来那么“灰色”。
记者 赵颖
▲▲绝望的储备干部
记者分析了这十一名跳楼员工的资料后发现,他们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线上的普工,另一种是本科毕业后进入富士康的储备干部;90后占了近一半,其他的都是80后。
生前被称为“明星员工”的卢新,显然是这些员工中较为出众的一个。卢新是大学本科毕业,2007年,他还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海选。这个经历,暴露了卢新对于梦想的渴望和追求。
2009年8月1日,卢新进入富士康集团,属富士康2009年新干班成员,他多才多艺,曾在富士康集团的新人才艺比赛中获得二等奖。被调入富士康龙华园区后,他成为制造部的工程师,工作条件让普工羡慕:坐办公室、吹空调、月工资3000元左右。
▲▲跳楼的怎么会是卢新?
被各大媒体广为转载的,还有卢新的一段博文:“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唉,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显然,这是一颗感情丰富而又敏感的心。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精神上的理想照不进现实,比物质上的匮乏更让他们觉得迷惘和无助。
记者在深圳调查马向前事件时,曾采访过富士康员工王静。王静从四川成都一大学毕业,也是富士康的储备干部。在王静看来,很多年轻的储备干部对富士康的期望值很高,对富士康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寄托了太多的梦想。等到工作之后才发现,每天做的都是简单的、重复的劳动。
王静在电话里对记者感叹道:“像卢新,早就被列入干部储备班名单,可能再熬上一段时间,就可以晋升。但本科刚毕业进富士康一般是二级工程师,正常情况下两年升一级,工资水平直接和级别挂钩,要升到6级就需要10年时间。而8级以上的经理很少有大陆人,所以不少人都失望了。”
不仅如此,原本已经很累、精神高度紧张的员工还要防备“陷阱测试”。所谓的陷阱测试,就是在你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管理人员从你的桌子上拿走一个部件,如果你没发现,那就要受到处罚。
▲▲生产就是生活
对于普工而言,生产就是生活。
1月23日“高坠死亡”的马向前,其三姐马丽群也在富士康工作,她称自己每天要加班5个小时。“打工的人喜欢加班,多赚一点钱”。
在深圳,很多工人都算这样的账,如果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那么,每个月只能拿到900元左右的底薪,如果想赚更多的钱,就得加班,放弃休闲娱乐的时间,这样,90后员工们的精神健康问题就成为富士康的痛。
以“第九跳”员工梁超为例。从公开的资料里可以看到梁超的简单介绍:1989年出生,安徽人,2009年11月进入富士康,为一线作业员。梁超为基层员工,平时个性外向,自杀前,已经有了当“白班线长”的希望。即将升职,又为什么会自杀?
看来,跳楼者并不是升职无望,而另一个跳楼者南钢,则把“性格内向”这一自杀因素排除在外。5月21日凌晨,南钢从富士康龙华园区的F4栋楼跳了下来,成为富士康今年“第十跳”的主角,南钢的同乡柳江说,自己是南钢的“发小”,南钢性格活泼外向。2009年3月,他听南钢说这里工资高,就从东莞的一家电子厂辞职来到富士康。
然而,来到富士康之后,拿了高工资的柳江并没有想象中的快乐,这里人多,秩序井然,但没有什么生活气息。“路上看不到相互追逐嬉闹的场景,也没有大声喧哗的场面”。而且,在一个工厂工作后,这俩“发小”见面的次数并不比以前多。
记者在深圳采访时也发现,富士康的普工年龄一般在18岁~25岁之间,进入富士康不久,这些还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就迅速地“老成”起来,走路毫无生气,在宿舍的楼道里,几乎听不见走路和关门的声音,就连看电视,也是把声音调到最小。“综合分析,他们都是心理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们能及时找人商量,或者有人疏通,他们的人生就会是另一种结局。”河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牛苏林研究员感到非常惋惜。
▲▲人际关系的“荒漠”
“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这个段子,2006年就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说的就是富士康员工的生活。在深圳,人情的“冷”和“暖”更加明显。
23岁的重庆籍员工张留海,与今年年初跳楼身亡的马向前住同一个寝室。张留海说,他们寝室住了10个人,平时大家基本上没有交流,张留海住了7个月,还不知道另外9名室友的姓名。
据马丽群介绍,马向前初到富士康公司时感觉不适应,多次想辞工,说主管欺负他。出事前,马向前曾在宿舍床上躺了两天,也没有人过问。“我们宿舍也是这样,大家相互之间不打听,回来了都是看一会儿电视就睡觉了,经常联系的只有自己的家人。去年一同进来的人里面,走了有一半多,我们宿舍走了几个倒没留意,大家日夜颠倒,只顾回去睡觉,有时候室友没有回来睡觉都不会发觉,如果有病了,会自己去买药,基本不会向同事求助”。
据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介绍,最近的多起跳楼事件,事先均有一定的征兆。“其中某跳楼女工,因为老乡朋友调到其他园区工作,之前已在宿舍哭了两天,但其室友和朋友没及时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公司”。
一名员工说,随便说话就会被上司批评,甚至记过,所以心里有话也不会去找主管说,也没时间与工友交流。每个人进厂后都是随机被分配到一个宿舍的。即使个别性格开朗的人,也容易被这样的生活同化。
4月6日下午,江西籍女工饶乐琴从富士康观澜工厂C8栋宿舍7楼坠楼,因在空中被树枝阻挡,得以幸存。饶乐琴的哥哥饶官平表示,他对性格开朗的妹妹的行为无法理解。
“就是一时冲动,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因为工作上的那些事情想跳下去。”饶乐琴说,压力大,工时长,这让她很心烦。至于为什么没有考虑离职,饶乐琴回答:“离职会有工资吗?离职没有那么简单。辞工,请到人的话,就可以给你批,请不到人,就会一直拖。有很多人都是自己选择离开的,走了,就没钱了。”
▲▲脆弱的二代务工者?
尽管他们的自杀有各自的原因,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主要是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富士康有个被默认的规则,超过28岁的不要,所以生产线员工基本都是90后,18岁~22岁的居多。刘坤提供的数据是,仅深圳一地,富士康就有42万名员工。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其中85%以上是“85后”和“90后”的年轻一代。
不单是富士康,其实在广东的不少企业,新一代农民工都是这样的生存现状: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没有高学历,没有专业技术,他们很难进入国企、高新科技企业以及公务员系统等城市高端行业。在繁华的城市与恶劣的就业环境中,巨大的落差使他们陷入痛苦与迷惘,最后的出路便是以极端的方式实现自我解脱。“他们的遭遇是否就是广东二代务工者的缩影?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牛苏林研究员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能力、承压能力显然比他们的父辈差得多。很多年轻人一出学校就走上了打工路。大部分人将手机和网吧构成的虚拟世界作为自己与外界沟通的最重要渠道,不爱和他人沟通。长时间加班、工资低、缺乏保障,农民工长期受到的劳动力压榨和歧视性待遇,已经在新一代农民工的文化心理层面引发抵触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出问题?”
富士康“十一跳”
●5月25日凌晨,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男性员工坠楼死亡,21岁。
●5月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男性员工跳楼身亡,21岁。
●5月14日,龙华厂区男员工梁超从宿舍楼7楼坠地身亡,21岁。
●5月11日,龙华厂区女员工祝晨明从9楼出租屋跳楼身亡,24岁。
●5月6日,龙华厂区男员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
●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女工饶乐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3月29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
●1月23日,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新闻评论: 周明华:不应忘记富士康天价索赔记者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