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我们都被推回到往昔岁月他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兔崽子”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Key Fitzgerald，1896.9.24－1940.12.21）一生为两样东西所困：一是才华，一是金钱，他都曾一度拥有，最后又全部失去。他死的时候，评论家都批评他生活腐化、自暴自弃，所以短寿，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但他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斯科特和妻子泽尔达的墓碑上，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最末那一句醒世恒言：我们奋力向前，如逆水行船，而由始至终，我们都被推回到，往昔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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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0月的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刚刚辞掉了铁路广告公司文案的差事，鞋底里垫着硬纸板，口袋里一文不名，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中，不无幽怨地审视着自己：“我的辞职，并非功成身退，而是穷途末路——债务、绝望、女友悔婚，于是，我连滚带爬地回到圣保罗，去‘完成一部小说’。”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是菲茨杰拉德出生的地方。这个典型的中西部城市，“不像是世界温暖的中心，倒宛如宇宙荒漠的边缘”（《了不起的盖茨比》），既牵绊着斯科特心底的隐痛，也珍存着他最后的希望。当年，面对家道中落的窘境，菲茨杰拉德是靠了亲戚的资助，才从圣保罗出发，横穿了半个美国，来到东部的纽曼预科学校的——那是富家子弟的天堂，而菲茨杰拉德，是守望着天堂的，早慧的穷孩子。
也是凭着亲戚的资助，斯科特跨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门槛。在那里，他学会了优雅地演说，优雅地打马球，用一双“睫毛浓重的，介于淡紫色、灰色、冷绿色之间”的眼睛优雅地凝视女人，也终于得到了一个女人优雅的垂青和紧随其后的优雅的回绝。吉内芙拉·金是来自芝加哥的富家千金，父亲为了阻止宝贝女儿跟穷小子厮混，忙不迭地把她嫁给了“芝加哥最显赫的单身汉”。
初恋受挫，斯科特还没来得及抚平伤口，就辍学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是参战，其实一大半美国兵压根就没上过前线。菲茨杰拉德甚至没有机会像约翰·多斯·帕索斯、达希尔·哈米特那样到救护车或者军用卡车上当司机，只是派驻在亚拉巴马州当一个有名无实的步兵少尉而已。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认真很伤感地以为自己总有一天会战死沙场，于是抓紧时间，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完成小说《浪漫的自大者》的初稿；爱上了法官的女儿泽尔达，旋即订婚。
眼看着就要上前线，欧洲战场倒很知趣地鸣金收兵了。菲茨杰拉德宁愿战争不要结束，因为他给泽尔达精心打造的梦也随着硝烟散尽了：斯科里布纳出版社两度退稿，泽尔达痛下决心——眼前的才子或许永远都成不了作家，广告公司里的那点薪水养活不了泽尔达的胃口和野心。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繁华，是怎样的胃口都消化不了，怎样的野心都不嫌过分的。欢呼战争落幕、经济复苏的庆功宴似乎永无尽头，所有人都在跟着吱吱作声的旧唱片跳舞——比如《一年前你叫我宝贝》。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说不定会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跟某个“交谊会”上刚认识的姑娘结了婚。妻子也许总是在干咳，脸颊红润而透明，别样地美，然而最终他发觉，她得的是肺结核。二十年代，就连流行病也是不失美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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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尔达就是这样的女人。她喜欢戴古怪的帽子，不惜把一头深金色的、像电影胶片一般规则卷曲的头发遮得严严实实；喜欢穿一身灰松鼠皮大衣；喜欢点起一支烟来，看着它燃烧。她的身材并不好，稍矮，略胖，但丰盈得恰到好处，线条也是绷得笔直、积蓄着弹性势能的。她笑的时候腮边的酒窝很深，可她不喜欢笑——于是，她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往往是极薄的、像是用碎冰锥凿过的嘴唇和那双清澈而平静、不掺一丝笑意的眼睛。海明威说，那是一双鹰一般的眼睛。
斯科特的一生都逃不开这双眼睛。他用自己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赚来的30美元稿费，为泽尔达买了一把洋红色羽毛扇。当他的朋友们都在安心等待与某个“理智的”姑娘约会时，他却“爱上的是一团飓风，我只有拼命旋转，才能把它从脑中驱走，我的脑袋里装满了涓涓流淌的分币和徐徐滑行的角子，那是为穷人常奏不息的八音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飓风把斯科特抛回了圣保罗。他在那里把《浪漫的自大者》改成了《人间天堂》，第三次寄到出版社，然后找了一份替人修理汽车顶篷的工作。此后的故事就入了绝处逢生、苦尽甘来的俗套：你完全可以想象，满身油污的斯科特，是如何接到出版社的好消息，如何偿清债务，又是如何赢回了泽尔达的芳心。
小说只卖了一周，销量就跳过了两万。
斯科特只用了三天，就娶到了泽尔达。
菲茨杰拉德夫妇的生活水准线，比美国的经济指数蹿升得更快、更坚决。他们懂得用怎样的方式优雅地、别致地花钱，所以常有机会上报纸的文娱版。整个20年代，为了让钱来得更利索，斯科特一共为杂志赶写了160个短篇，每年有25000美元的进账（当时教师的年均收入不过1299美元），虽疲于奔命，仍入不敷出。
即便如此，杰作还是在天才手中诞生了。1925年，海明威在巴黎第一次见到斯科特，就听到他喋喋不休地推荐自己的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就像等着老师打分的孩子，徒劳地掩饰着自己的骄傲。
然而，这实在是一张值得骄傲的成绩单。盛宴、美酒、狂舞、快车，贫穷与富有，爱情与谎言，遽然发迹与颓然陨落，覆水难收的现实与无可救药的浪漫……不到十万字的篇幅里堆积了那么多符号式的内容，却铺排得错落有致——那条时间的河，就从故事与符号的荆棘丛中穿过，无可挽回的流逝感，闪烁在书页的皱褶间，荧然不灭。
书里，盖茨比守望着海那边的一盏绿灯——那是黛西住的地方，孤独，却充满希望。
书外，菲茨杰拉德怀着对有闲阶级毕生的艳羡与敌意，守望着富人的天堂。他的一半趴在富人的窗台上，窥视豪宅里的浮华笙歌，冷静而清醒地计算着这样的排场要花多少钱，钱又从哪里来；另一半却在宅子里与客人们交杯换盏，不醉不归……两种角色，他演得一般尽职，同样出色。
泽尔达似乎并不希望斯科特再写出类似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叫好不叫座的小说。每当斯科特即将进入创作状态，她便用鹰一样的眼睛逼视他，催促他乘上他们那辆拆去顶篷的雷诺小轿车（因为泽尔达不喜欢顶篷）去赶一场接一场的舞会。
斯科特开始酗酒，醉得愈沉，下笔时却反而愈清醒——只可惜他能够下笔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
在灵魂的真正暗夜里，他写道，日复一日，永远是深夜三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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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已过，而后的情节，倒像是例行公事一般，沿着既定的轨道径直往前去——方向是直是弯，速度是快是慢，反倒无关紧要了。
泽尔达忙着在精神病院与疗养院之间穿梭，瑞士的，法国的，美国的。在医院里，泽尔达身上的某些早已休眠的艺术细胞倒似乎被激活了，她开始写自传体小说——虽然付薪以后成了评论家的笑柄和销售商的噩梦；开始学画画，画技至少要比写作出色。
斯科特终于又可以静下心来写长篇了。他仿佛在一间摆满了日历和挂钟的房间里写作，四面的墙上爬满了记忆的水珠，怏怏地哭泣。斯科特只有写，不停地写，才能让这种无望的流逝感暂时从头脑里倾泻到稿纸上。1934年，《夜色温柔》问世，书里的男主人公像斯科特一样，被他富有的、精神错乱的妻子耗尽了青春和爱，回首向来萧瑟处，竟已无欲无求了。
《夜色温柔》在当时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近来却有咸鱼翻生的趋势，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同被列入了Modern Library选出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100部英语小说），斯科特依旧债台高筑。为了在大萧条时期筹足给泽尔达治病和供养女儿斯科迪的费用，斯科特又回到了与他若即若离的好莱坞（此前，他先后为好莱坞写过几个剧本，均成绩平平），米高梅公司对这位过气作家颇为慷慨，一出手就是周薪1000美元。斯科特以剧本《三个伙伴》投桃报李，票房飙红，周薪亦随之涨到1250美元。
经济略显宽裕之后，斯科特又开始构架他的小说。他要为他在好莱坞的生活做一番注解，更想为那个已经远去、却清晰得恍如昨天的年代作一个小结——毕竟，把二十年代唤作“爵士时代”，正是斯科特的专利。
小说题为《末代大亨的情缘》。写到第六章时，斯科特猝发心脏病，撒手人寰。其时，离1940年圣诞节，还有四天。
海明威说，斯科特的才能，就像一只粉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地自然。有那么一阵子，他对此并不比粉蝶所知更多，也不知道这图案是什么时候给擦掉或损坏的。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伤，悉心了解它们的构造，于是学会了思索。然而，此时，他再也不会飞了。
泽尔达死在1948年，葬身于精神病院的一场大火里。
斯科特和泽尔达的墓碑上，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最末那一句醒世恒言：
我们奋力向前，如逆水行船，而由始至终，我们都被推回到，往昔岁月。
(本文为菲茨杰拉德《崩溃》译后序，黄昱宁/包慧怡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文章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