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何兵
彭树华，建国初毕业于广西大学法律系，新中国第一代法官，从事刑事审判近四十年。审判日本战犯时，他是太原特别军事法庭秘书。1980年代曾任最高法院刑庭庭长。审判过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退休后他写了本书《潘汉年案审前后》，把他们作为法官做的亏心事，写了出来。
潘汉年是共产党高级干部，解放前主要在白区从事情报工作，直接对周恩来、康生和毛泽东负责。他又是个文人，与鲁迅私交颇深。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幕后组织者之一。戏剧家于玲写诗赞他：“纵横捭阖建奇功，艺苑同尊鲁迅翁。笔阵戎行双胜利，左联烨烨战旗红。”
作为情报工作者，他曾密会过汪精卫。此事他事先未请示中央，事后未报告中央。1955年毛在批判高饶会议上，鼓励高级干部向中央讲清历史问题。他惴惴不安地通过陈毅向毛递了封信，陈明此事。毛大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他随即被关押，直至1962年最高法院才开审此案。
他和另一位审判员丁汾在秦城监狱住了一个多月，翻阅案件，面讯被告，发现这是彻头彻尾的冤案！应该如何向领导汇报？他们思想上产生激烈的斗争：作为党员，他们要忠于党；作为法官，他们要忠于事实。他们决定，据理力争，如实向领导汇报！
他们首先如实向分管吴德峰副院长汇报，刑庭曾汉周庭长在场，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吴说：潘会见汪精卫，当年被国民党用来进行反宣传，毛主席亲自签署文电辟谣。即使他辩解属实，这种严重违纪也绝不允许……对于中央的决定，只有坚信不疑，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他们又向院长谢觉哉汇报。谢带了位秘书，言明不准记录。谢闭目不言，听了他们详细的汇报后，睁开眼说：你们看材料很细，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法院是搞不清楚的。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我们只是办法律手续。他们被当头浇了盆凉水。他们想不通的是，既然只是办法律手续，让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审阅材料干什么？何苦来？谢老看出他们的心思，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
你们看过王勃的《滕王阁序》吗？“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这种有本事的人，又处于圣主汉文帝时代，也遭受不公。这说明什么，无非说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难道当时没人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但宋高宗一意要和金人讲和，谁能救得了岳飞？明朝的文徴明很有见识，他看出来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他在西湖之滨看过一篇碑文，是宋高宗赐岳飞的御札，有感而发写了首词。谢老一字不差地背诵道：
《满江红》：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难言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柃，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谢说：潘汉年的案子，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我们只办法律手续。
有意味的是，此事发生的几年前，谢老发表过一篇文章《讲道理》。文中说到：“人民法院是评论和决定道理的权威地方，法院判案要学会讲道理，一定要兴讲道理之风。以不讲道理为可耻。”
彭树华在书中写道：我们对谢老怀着无限的敬仰与信赖，本想通过他的地位和声望，对党内高层吹吹风，起点作用。听完谢老的话，我们好象悟出点什么。向谢老汇报后，我们的思想踏实了。心里想的是怎样把庭审工作做好，使开庭审判顺利进行，不折不扣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们把判决书写好后，踏踏实实地开庭了。
潘汉年的判决书，周恩来事先逐句逐字地进行了审阅。作为潘的直接上司，周完全知道潘汉年被冤，但他放弃了抵抗，谢老放弃了抵抗，曾汉周庭长放弃了抵抗。承办法官本来试图抵抗，最终也被“解放了思想”，放弃了。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放弃了抵抗，踏踏实实地制造了一起冤案。
1996年曾汉周副院长因血管瘤住院，彭去看望他。恰逢老副院长王怀安也去探望。聊起潘汉年案子，王怀安责问：“你们当时怎么判得下去！”曾汉周无可奈何地说：“潘汉年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明白，但在当时谁都不敢说个不字。我们法院是奉命办案，有什么办法？”此后曾汉周多次对彭树华谈起潘汉年的案子，说：“潘汉年的案子，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应该让人们特别是法院的审判人员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会错判。这对改进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实现真正的独立审判是有益的。”
而正是这位曾汉周，当年作为最高法院办公厅主任，在反右时率先炮轰刑庭庭长贾潜的右派言行，将他打落下马，自己后来成为刑庭庭长。他总结贾潜的罪过之一是：反对党的领导，主张审判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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