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家子弟，对农业熟悉，对农民有感情，相对来说，对农村的问题看得比较清楚，包括对农民的脾性也比较了解。”
3月6日下午的上海代表团开放日活动中，盛亚飞代表率先发言，不出意料谈的还是农业，这是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的第八次发言。
“当前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较为突出。”盛亚飞操着他浦东口音的普通话大声建议，“要将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扩大家庭承包规模，探索以股份化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实践。”
回顾他的10年全国人大代表生涯，他在人民大会堂的8次发言都与农村建设、城乡统筹有关。两会开幕前，他接受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的专访——
（3月7日盛亚飞在上海代表团小组会议上谈到“五违四必”整治时表情丰富 陈正宝摄影）
“来来来，坐我这边，你是居委会书记，我是村支部书记。” 2月20日，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行前会结束后，代表们统一在市政府食堂用餐，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朱国萍晚到了，还在找座位，盛亚飞已经招呼上了。
盛亚飞是全国人大第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前几年参加两会时，他的职务是松江区区委书记，从去年开始，这个职务前加了个“原”字。2016年2月1日，60周岁的盛亚飞卸任上海松江区委书记。不过，他和朱国萍说的也没错，40年前，他是村（当时叫大队）支部书记。
“我要求裸退，不要拖到63岁。”在上海市政府食堂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采访时，盛亚飞总结自己的退休生活就是8个字：珍惜生命、享受生活。退休后，他仍保持着工作时早起的习惯，起床后早锻炼，吃过早饭后安排了三堂必修课：练习毛笔字，电脑打字和学英语。此外，他还要求自己每天走路超过1万步，在微信运动的排名中，他始终名列前茅。
为什么要选择裸退？盛亚飞谈起了他非常敬佩的一位离休副军职干部，这位干部在上世纪80年代离休后，主动申请管理同济大学一幢学生楼，因为“天天跟年轻人打交道很好”。“这叫发挥余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盛亚飞舀了一口番茄蛋汤，嘿嘿一笑。
在退休之前，盛亚飞就计划着退休后要做一些自己关心的事、有兴趣的事，其中包括继续研究他长期关注的“三农”问题。这个计划如今正在进行中，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中，盛亚飞的发言内容仍将围绕农业问题。去年年底，记者遇到盛亚飞时，他就透露已经开始琢磨两会时的发言内容。“我想讲讲，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之间的几个关系。”
回顾他的10年全国人大代表生涯，他在人民大会堂的8次发言都与农村建设、城乡统筹有关，并且始终聚焦两个问题：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集体资产改革。
令盛亚飞感到欣慰的是，由他力推的家庭农场已经成为2013年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2014年他向习近平总书记当面汇报的农村集体资产改革问题，到了当年9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有明确回应。2016年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已经在全国有序试点。“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场可以媲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盛亚飞说。
尽管盛亚飞每年都在全国两会谈论农业问题，但上海农业占GDP比例越来越低是个不争的事实，目前这个比例不到1%，只有约0.6%。“少，就会被边缘化，但是这部分又不能被边缘化，为什么？民以食为天！”盛亚飞说到这里时，嗓门突然大了起来，“不要小看这0.6%，只是每年20亿斤粮食？几百万吨蔬菜，200多万头猪？4500万只家禽？10万吨牛奶和35万吨水产品？所以不能光看数字，还要看数字后面的实物量，如果农产品稍微紧张一点就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大家都会哇哇叫。”
为什么对农业问题如此长期关注？“因为我本身就是农家子弟。”1956年盛亚飞生于上海农村，之后做过村支部书记、也当过农学院学生，分管过农村、郊区工作。盛亚飞说：“在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里，我是比较熟悉农业、农村、城乡统筹方面的代表，我的发言一定和农业有关。”
谈农业：“我是农家子弟，对农业熟悉，对农民有感情”
上观新闻：今年是您当全国人大代表第10年了，梳理您在人民大会堂的每次发言都与农村建设、城乡统筹有关，您对农业、农村为何如此关注？
盛亚飞：正像到松江去的第一天我说的：“我是农家子弟，对农业熟悉，对农民有感情，相对来说，对农村的问题看得比较清楚，包括对农民的脾性也比较了解。”
说起来，我和全国两会的渊源很深。我在当崇明县委书记时，曾经有机会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如果当选，按照当时的机制我算是农民代表。不巧2002年发现自己生了鼻咽癌，失去了这次机会，好在那次崇明县副县长褚以琳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
后来我在松江当区委书记时，正式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学农，后来工作又多与农村农业沾边。从1985年8月我正式担任上海县委副书记开始，我干过六七个地方，大都与农村农业有关。在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里，我是比较熟悉农业、农村、城乡统筹方面的代表，我的发言一定和农业有关。
上观新闻：1985年，您被任命为上海县委副书记时大学毕业刚刚两年。
盛亚飞：这事现在想想不太可能，其实我当时占了一个读大学前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的便宜。
1985年组织部要在部内的年轻干部中选一个人当县委书记，因为我有农村工作经验，担任过基层干部，选来选去就选到了我。当时我只是一个干事，什么职务都没有。我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听说领导们开会的时候，有人建议先让我到公社当党委书记，然后再升到县委书记，但后来讨论时直接明确我当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上观新闻：担任农村基层干部指的是您在上大学之前就当过村支书吗？
盛亚飞：对，1975年我担任村的党支部副书记，1978年2月份我在村里当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原来的村支部书记要去乡镇企业工作，于是我就成了村里的当家人，当时全村有13个生产队、2300多人、1000多个劳动力。那时的村支部书记和现在的村支部书记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要把村里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睡全都管起来，包括村的生产活动、生产队长的任命、发展党员、交公粮，等等。
上观新闻：到您在上海县当县委书记时，农村有了什么变化？
盛亚飞：1987年的秋冬季，中央领导宋平同志到上海视察农村工作，到上海县时我陪他在虹桥乡参观。他问我上海县有多少人。我跟他报告，上海县300多平方公里的空间面积，人口是39万5千人。他又问我上海县财政收入怎么样。我说财政总收入有2亿4千8百万，在上海郊区排第三位。宋平听了以后非常振奋，他说：“人均能达到600块呢！”后面加了一句：“如果中国每个县都能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强大了。”想想他当时的愿望，现在闵行区（当年的上海县）的人均财政收入早已超过了2万元人民币。
那时上海县承担了全市三分之一的蔬菜供应。一直到1989年，蔬菜生产实行的都是双轨制，集体经济供应是主渠道，自由市场也开放了，所以矛盾很多。
当时华漕乡的党委书记看到农民自留地里蔬菜种得好，在自由市场价格卖得也高，所以他提出统购统销不合适。但是又必须由集体经济保证蔬菜主渠道的供应，农民种蔬菜没有积极性，怎么办？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需要补贴，需要发展乡镇工业。
当年我们搞的是大力发展乡镇工业，村村办厂、乡乡冒烟。实践证明，在当时经济起步阶段是有一定意义，但是从污染来说是不划算的，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二三产业应该向城市集中。
上观新闻：您在崇明当县委书记时，也很关注崇明的农业发展。
盛亚飞：当时崇明发展碰到困难。到了1997、1998年，市场经济的力量越来越大，受交通制约，崇明工业产品没有成本优势，好的技术工人也不愿意过去，很多县属企业倒闭。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发展崇明的农业。工业没有优势，但农业可以搞上去，崇明农业不在郊区当第一名说不过去。当年崇明农业GDP在全市是第二名，第一名是南汇。我提出目标“三年赶超南汇”，结果两年就超过了。
家庭农场我本来想在崇明干，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推迟了。
上观新闻：所以后来您在松江当区委书记时，在松江推广家庭农场？
盛亚飞：是的。我当时准备在崇明做到退休，结果2002年查出得了鼻咽癌，当时认为是癌中特别严重的，但是现在来看，应该是轻微的癌症。我整整休息了一年，然后去了市农委。
在市农委这段时间，我在农业上有了很多新想法，我对于集体经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感到很担心。所以等身体恢复差不多，我主动要求去郊区。
松江为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使我的想法、设想可以付诸实施。
上观新闻：您当时最想做的是什么？
盛亚飞：第一，推进农业现代化。上世纪80年代初，我看到美国记者韩丁在黑龙江友谊农场一个人种了3000亩土地，才明白什么叫农业现代化。一是种植要单一，小麦就小麦，玉米就玉米；二是要大规模机械化，播种时，把种子、肥料、农药配在一起，大拖拉机开一遍，不仅种好了，肥料也施好了。
农业现代化已经提了很多年，在1974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报告说，到本世纪末要实现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为什么其他三化进步很大，农业现代化就差劲一点呢？因为没有工业化，农村劳动力就没有出路，也就没有钱或没办法搞农业现代化。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农业生产需要的农业机械，而没有农业机械化，农村劳动力就会被农业捆住，所以只有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
上观新闻：您觉得这时候已经到了发展农业现代化的最佳时候了？
盛亚飞：到了。但是工业化完成了，不等于农业现代化自然完成，所以还得尽心尽力把农业现代化做好。
此外，我还想破解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怎么进城的问题和农村集体资产改革问题。我到了松江，花了近10年时间，基本上把这三件事情做成了。但有些还没有完全做成，有的只做了一半。
1987年盛亚飞担任上海县县委书记时留影
2000年盛亚飞任崇明县委书记时慰问驻沪海军
2005年盛亚飞任市农委副主任时考察农家乐
谈当代表：“人民代表要敢于发出声音，同时自己也要过得硬”
上观新闻：您当了十年全国人大代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
盛亚飞：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我结合松江家庭农场的探索，就“深化农村集体土地改革，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听了我的发言后，习近平总书记问：“亚飞同志在松江当书记，有几年了？”我回答：“七年半了，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可以做成几件事。”
我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了松江把1956年以来的当地14个镇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的劳动贡献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摸清了57万多农民的股份和家底，进而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听得很仔细，当场回应说，土地制度改革在农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中央有关部门要好好总结各地的情况。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不是仅仅为了汇报工作，我是想告诉总书记，产权制度改革，其实是农村改革的核心，牵涉到中国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令人欣慰的是，到了当年9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有明确回应。2016年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已经在全国有序试点。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场可以媲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又问我现在在哪儿（工作）。我告诉他，我已经退休了。
上观新闻：梳理一下您这些年在两会上的发言，有不少发言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的关注。
盛亚飞：是的。2013年两会期间，我对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提出大额存款佣金的问题。我说，钱存在哪家银行，往往一把手说了算。往往两个亿进去，50万出来，轻而易举。发展到后面，银行甚至会为了手握公款资源的人脉而相互争抢。我跟他介绍了，松江区采取的公款存款“招投标”制度，根据银行服务企业情况开展评估，在当地几十家银行中比选出最终存款银行，尽可能排除个人因素。但在银监会层面，针对银行的相关监管措施暂时空缺。
尚福林听了以后解释说，来自银监会的考核压力，可能促使银行采取一些超出规范的举措，他们也在做些改变，让银行冲利动机减弱一点，让公款存款更透明。当天下午他就打电话回银监会了解情况，我也算是督促国家加强了这一块的管理。
我还在两会上建议制定《互联网法》，保护个人隐私，打击随意人肉搜索的网络侵权行为。结果在网上被人肉搜索。
上观新闻：您自己被人肉搜索了？
盛亚飞：是啊，很多网民在搜索我。搜索我，没问题。我是从国家社会秩序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网上可以有言论自由，但不能胡编乱造。通过这件事情，我感到人民代表要敢于发出声音，同时自己也要过得硬。
（盛亚飞在今年两会上发言 刘歆摄）
上观新闻：今年两会，您的发言仍然聚焦在农业农村吗？
盛亚飞：是的。在今年两会，我还想讲讲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之间的几个关系：一个是国家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现在还有一件事没有处理好，就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集体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时候，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补偿不到位的问题，我建议应该用法律来解决此事。另一个是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的关系，农民和集体经济的关系需要股份化的改革。第三是离土农民和留下来种地农民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城市化、工业化、农业化之间的关系。
上观新闻：您觉得这些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还是从下而上？
盛亚飞：改革的问题是从下面发现的，但改要从上面改。想清楚了，调整规则，再实践推进。
改革需要突破现有规则，单靠下面自发改革无法真正推进。
（文内配图由采访对象提供 大图摄影刘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