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作家麦家。
【环球时报记者 张妮】雨中的西溪湿地像一幅绿色的水墨画，置身其中的麦家“理想谷”书店更添一份静谧和诗意。书店背面的会客厅里，刚从乡下返回杭州的麦家提前到了。牛仔裤、酒红色休闲鞋，紧身黑色T恤外罩着件条纹衬衫，这位“中国谍战剧之父”比记者想象中时尚、随和，但黑框眼镜后的眼神中透着一种孤独和神秘气质，一如他小说中的容金珍、黄依依。在自己的地盘上，他显得很放松。专访刚开始，他就点上一支烟，抽到一多半，把烟掐灭了，另一只手始终握着一只一次性打火机。他说，正在创作的新书和以往题材不同，是本“准自传”。当《环球时报》记者问他，现在成功后与之前相比，写作的意义和状态是否相同时，他顺手拿起手边一本刚出版的书，打开扉页，专注而动情地读道：“以前，小说是我的一件行头、一张文凭，因为有它，我变得有些与众不同，别人也常把我高看一头……现在，我基本上活在自己的天地里，痛苦和快乐都是自生自灭的。这时候，我深刻地感到，小说已不再是我个人的什么，而是我向往的一个身外之物。”
名气让作家成为他人的消费品
环球时报：在人生的上半场，您希望作品被认可，但被退稿多次。到了下半场，您终于成功了。其间的转折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您“不小心”做了件开创时代的事？
麦家：在中国作家里，我的成长之路是走得最艰辛的，至少是之一吧。我1986年开始写作，真正被文学圈认可是2002年长篇小说《解密》在《当代》杂志发表，沉默期长达16年，其中11年都在改这部作品，它被17次退稿。过程很痛苦，也很有收获，我像把刀被迫地在磨刀石上反复磨，积淀了很多写作技巧和素材。有的作家成名后不知道怎么写作了，因为积淀太弱，花开得早，也败得早。像我这样一直在熬，要不你把我闷死在石头缝里，要么，一旦让我蹦出来，就有大量东西可以写。之后，我用8个月就写出《暗算》，没想到它很快被拍成电视剧，更没想到播出后会那么火。
可以讲，我在中国文学圈尤其影视圈是做了一件开天地的事，把谍战这题材商业化。有时人要扮演什么角色不是自我完成的，是时代帮你完成的。你想，同样一部作品，前面十年被反复退稿，后来被捧为圭臬，被人再三复制。为什么？就是时代变了，人们对文学类型的喜好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写作开始走向内心，一窝蜂搞自我表达、身体写作，写人性黑暗、琐碎的东西。在这种风向面前，《解密》就是个怪胎，不讨人喜。十几年后，读者对这种类型出现审美疲劳，开始对国家主义、英雄主义这种比较阳刚阳光的文学感兴趣，我正好赶上，熬过来了，这是一种运气。现在这个品种大家也开始疲劳，类似《爱情公寓》《欢乐颂》等都市爱情剧特别火，风水在轮流转。
当然，外部风水是一回事，个人才赋也是风水之一。文学创作要有生活基础，也要天赋和努力。我的努力是百分之百的，天赋应该是70分吧，不高。其实有很多比我有才华的人，但他们大部分没有我这么努力，也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经常开玩笑说，越努力越幸运。
环球时报：现在的您名利双收，但有时也希望逃避成功带来的副产品，比如地产广告代言、被无数陌生人打扰。您享受现在的成功吗？它和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麦家：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这么有名。迄今为止我所有长篇小说都改编成了影视剧。可以说，我在商业上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又是危险的。比如现在很多人把我说成“中国谍战之父”，把我推到风口浪尖。知名度太大会伤害作家的，名气会让你成为他人的消费品。从时间上来说这是一种巨大损耗，因为作家需要安静，要有大量思考时间。同时，它也伤害了我在文学上的一些成果。有人说我的小说是通俗小说，就因为它太畅销了，畅销是通俗的证据。其实，我小说的文学性是茂盛的，但我也不想去辩解。只要你写东西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被捧读，另一种是被误读。由于读者本身的经历、趣味、欣赏标准和你不同，一个作品自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阅读效果。这是你命运的一部分，你要坦然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
最难破译的密码是人心
环球时报：为什么您的小说里都有一堵围墙，为什么您说最难破译的密码是人心？您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麦家：我的小说都是“解密”主题。解密一个被人为或被时间包裹起来的历史真相，是比较浅层面的，解密人心、人性才是深层次的。小说家必须要插上虚构的翅膀，目的是让笔下的故事有更大的涵盖面，不只是这件事、这个人，要举一反三，从中看到一群人的故事，甚至是500年前后的故事。透过事件的表象去看实质，看人心的秘密，这才是文学写作。我写的这一群人是在红墙里从事保家卫国工作的，这个红墙基本上是和现实生活隔绝的，世俗阳光无法照进去，你想有饱满的世俗生活、有自己个性，在这个红墙里是不现实的。红墙是象征，象征机构、体制，甚至是大家、小家，个人在其中有得有失，有提拔有限制。进一步说，你我即使没有待在现实的红墙里，但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道自设的红墙，你不自由的时候渴望自由，当你完全自由时又要逃避自由。我的小说有一种文学和哲学交叉的地带，有人说哲学是父亲，美学是母亲，他们生下的女儿才是文学。
环球时报：您曾表示，一般的故事能听到脚步声，而小说里能听到心跳声。像《红楼梦》这样的传世经典能听到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麦家：一个好作品，确实应该要有作家的脚步声、心跳声，像《红楼梦》我觉得可以听到一个民族的脚步声和心跳声。为什么我们今天去看《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牡丹亭》，照样会流眼泪？人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和五百年前是一模一样的。好的作品是穿越时代、穿越人心的。
作家是培养不了的，是从自己的勤奋和经历里长出来的。一个人要成为作家，首先他的经历要比较独特，尤其是童年。海明威说过，辛酸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训练。我小时候家人是“反革命”，苏童少年时期生过一场病，没办法上学。别人都在开开心心的时候，你突然被抛弃了，成了一个孤独的个体，你受的委屈没地方宣泄，只有自我消化，内心过早地被打开。过早尝到苦难的味道当然不是好事，但对写作是好事。另外，作家要被读者认同，或者说要从一大堆作家当中独立出来，关键是要有你自己独到的世界观、人生观，这种东西需要你从小说以外的体悟中去汲取。你要有经历，要博览群书后才会发现自我。我有句名言：读书是写作最好的准备，写作是写作最好的老师。
美国充满傲慢与偏见
环球时报：为什么中国引进国外的文学作品那么多，而国外翻译中国的却很少。同样是中国文学作品，为什么您的书更容易被海外市场接受？
麦家：整个世界的全球化最多只有100年历史，100年来话语权一直在西方手上。有数据显示，美国每年出版的小说中，外国文学只占5%，中国只占其中的3%。美国其实是一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国家，它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完全建立在自己的认知和想象中。其实，我们已经写出很多值得西方人看的作品，关键是他们不想看，因为他们还觉得你愚昧，不值得他关注。但我相信，只要中国持续发展下去，他们对中国文学就不得不感兴趣，因为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最便捷的途径。
当然，中国一些作家的作品走不出去，强烈的地域性也是个原因，比如写到人的饥饿，西方人没法理解，因为他没这种饥饿体验。上个世纪中国落后太多，我们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是黑暗的，而文学往往喜欢夸大其词，把落后的、愚昧的东西夸大到极致，你越夸大，西方越看不懂。随着我们这一代作家老去，年轻人的写作和世界接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文的影响力也一定会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强大而越来越大。说到我的作品所以在国外受欢迎，一是因为我写作的题材是世界性的，那个职业众所周知，就算你不懂中国历史也完全可以看懂。另一个因素是，我的小说一走出去就与英国企鹅、美国FSG等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合作，比如《解密》《暗算》都列入“企鹅经典文库”出版，你站得高了，有品牌了，很多人都看得到你，容易一通百通。
环球时报：您做“理想谷”的初衷是什么？您心中的理想谷什么样？
麦家：我做这件事有一个前提是，我有名利了，自己一辈子花不掉，想跟别人分享。另外，11年被退稿17次，对我伤害很大，如果通过理想谷，能让那些无名的作家得到一些提携，可能也是做善事吧。还有，我总觉得劝人读书是一种积公德的事，一个人只要爱上了读书，他不会坏到哪里去，就像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所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书总的来说，是劝人从善向美的。
责任编辑：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