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基层干部既失去了基层社会的信任，也辜负了国家对基层的投入和发展期待。
7月12日，广西南宁“小官巨贪”典型丘朝阳因贪污近3700万元，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500万元。丘朝阳曾担任南宁高新区管委会接待办主任、分管接待办的办公室副主任，是一位副科级干部。据媒体统计，她的贪污数额超过52名十八大以来获刑的原省部级高官的贪污受贿所得。
丘朝阳案无疑给“小官巨贪”又添新例。处级以下官员、乡镇干部乃至村干部贪污受贿大量资金，此前有诸多案例报道。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开场就是国家某部委处长赵德汉被查，满屋子码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让观众直呼“惊呆了”。这些平日里生活在普通人身边的小官，并不位高权重，他们通过何种手段贪污受贿？
“小官巨贪”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在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要害部门担任关键性职务，其权力和财政支配能力超越其级别，赵德汉的原型、.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和最近受审的女副科长丘朝阳可以归为此类；
二、一些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因为经手土地出租、转让等具体事务，侵蚀了广大农民本该享受的城市化红利，曾在中纪委全会上被点名的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1.19亿哥”陈万寿即为此类。
缺乏监督是导致权力腐败的根源。一些在要害部门掌握权力的“小官”，充分利用监督缺位所形成的自由空间开展寻租。丘朝阳的贪污手段说起来也不稀奇，她先制造了大量的空白报账单，然后通过向酒店支付“税点”虚开发票，进而非法套取公款。怪就怪在她犯案时间长达8年、贪污数千万元竟然迟迟未被发现， 贪污所得和正常开支得以混在一起，跟接待办所能支配的巨额资金有直接关联。
历史上，“小官巨贪”也因为缺乏专业监督、主管部门任由贪污分子做手脚。清朝嘉庆十四年，著名的“书吏冒领库银案”案发，工部书吏王书常利用伪造的假公章反复向内务府、户部支领库银，共冒领库银和物料合计六万九千两。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央政府事无巨细，如果监督缺位、制度失灵，小小官吏就有可能 把手中的事权转化为敛财的能力，像蛀虫一样腐蚀人民的利益。
有学者分析，基层干部与村官偏离国家治理目标，形成了一个“自利性”的利益共同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认为，一些乡镇政府在功能、结构乃至运行机制上，与正式制度之间已经发生偏离。某些基层干部既失去了基层社会的信任，也辜负了国家对基层的投入和发展期待。
基层干部直接从事群众工作和具体性事务，理应是最接近基层群众的。但是，发生“小官巨贪”的地方，基层干部早就脱离了群众，在日常工作中无时不刻地打着自己的“小九九”。 一些村干部为了敛财，甚至组成了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参与农村黑恶势力，或者自己就是黑恶团伙的核心。因为这样的人控制了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资源，群众敢怒不敢言，直到基层冲突和矛盾一发不可收拾。
在中央和地方重要部门，加强监督制度设计，不让一个人拥有超出正常范围的权力，并维持反腐高压态势，能让拥有贪腐机会的“小官”不敢伸手；而在乡镇和农村社会，扩大群众监督范围，完善基层民主，让老百姓的意志充分转化为集体决策的意志，才是打击村官官僚化、涉黑涉恶并大肆贪腐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