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原主席曾钰成:部分年轻人激进令人担心|示威|游行

　　原标题：香港立法会原主席曾钰成：部分年轻人激进，最令人担心

　　在他看来，香港近期爆发的游行与香港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特区政府要正视市民长期面对的社会困境，大胆出手，赢得民心。

　　8月30日，新京报记者专访香港立法会原主席，香港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

　　谈及当下的香港，在香港政界闯荡半生，72岁的曾钰成觉得“令人担忧”。

　　曾钰成表示，“一国两制”给香港带来了繁荣。特区政府要把大部分和平示威的市民跟暴力分子分开，把广大市民团结起来。

　　在他看来，香港近期爆发的游行与香港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特区政府要正视市民长期面对的社会困境，大胆出手，赢得民心。

▲8月30日，香港立法会原主席曾钰成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新京报特派香港报道组摄

　　“香港回归，对我们来说，是吐气扬眉了”　　

　　新京报：作为一位香港人，你对内地是怎样的情感？

　　曾钰成：我第一次回内地是1966年，之后我几乎每年都到内地几次。

　　我还能记得第一次去内地的情景，当时非常落后，经济上很落后，但是人情非常好，民情非常好。

　　我记得那是1966年的6月，当时经常下大雨，我跟母亲在广州的街上走，遇到谁都非常热情。不认识的人，你问路也好，找他们帮忙也好，大家都非常热情，大家都很朴素。我在广州还有家人，我表弟、表妹，人小志气大。我当时是大学生，他们还在上小学，就跟我说，他们念完书以后，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要到边疆去。他们当时真的是这样想的。

　　几十年来，看到国家的变化，开始富了，社会在改善。

　　新京报：1997年香港回归时，你在做什么？

　　曾钰成：香港回归之前，我是（香港特区）筹委会的委员，当时还是中学校长，每个月到北京开会，忙回归的事情。那时到北京，也没有去街上逛，就是从机场到酒店，在港澳中心，然后开三天会，就飞回香港。我对“一国两制”充满信心。

　　新京报：7月1日回归当天你的印象是什么？

　　曾钰成：很忙。首先，因为我当时是临时立法会的成员，7月1号零点整，我出席了交接仪式，英国国旗降下来，中国国旗升上去，然后就是我们解放军的乐队奏乐，我在观礼台看了交接仪式。

　　当时，我们非常兴奋，也非常期待。我在港英管治的时候，属于被港英政府排挤、打压的对象，因为我是一个爱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香港回归，对我们来说，是吐气扬眉了。

　　换旗后我就赶去另一个会场，通宵开会，临时立法会立法，我们要通过《香港回归条例》，把原来在香港的法律，提到“港英政府”的改为“特区政府”，提到“英国”的改为“中国”。天亮，就回到主要会场，参加特区成立的仪式，那天是非常紧张的。

　　新京报：回归后的22年里，你一直在教育和政界工作，你怎么看香港回归后的变化？

　　曾钰成：现在很多调查研究都发现，回归后的头十年，就是1997年到2008年，香港人包括年轻人的国家民族观念一直在上升，2008年经历了汶川地震，也经历了北京奥运，香港人都非常关心。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整体是成功的。若非如此，香港也不会有过去20多年的繁荣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社会矛盾的堆积，让这种情绪不断下滑。

　　新京报：随着深圳上海等城市崛起，有人提出了威胁论，你觉得香港与内地其他城市的区别在哪里？

　　曾钰成：很多人说上海跟深圳已经取代了香港的一些地位，有些方面，上海、深圳已经超过了香港。但是，香港的优势就是“一国两制”制度，应该好好发挥这个优势，香港要维持“一国两制”。

　　“一部分年轻人令人担心”　

　　新京报：你觉得眼下的示威运动偏离了轨道吗？

　　曾钰成：其中一部分年轻人是激进的，也是最令人担心的。

　　新京报：你认为特区政府目前的困难是？

　　曾钰成：政府认为现在示威已经变质了，因为修例已经停了，但是他们没停，唯一的办法就是止暴制乱，只能靠香港的警察来止暴。

　　他们现在示威的规律是，先申请一个和平游行，可以很多人甚至是几十万人参加的规模。到下午五六点钟，申请游行的机构宣布，游行结束了，可以散开了。当中一部分人就马上戴上口罩、头盔，拿起砖头、武器往前冲，他们把马路堵了，警察来驱散他们，他们就跟警察斗。

　　新京报：近日，香港警察被暴徒袭击甚至人肉恐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形势？

　　曾钰成：香港警方告诉我们，暴徒都戴着口罩，要不当场拘捕的话，就无法知道对方身份。所以在行动时这就引起很多身体暴力。过去两个月，香港警察承受的压力很大。

▲8月30日，香港立法会原主席曾钰成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新京报特派香港报道组摄

　　“政府要做点争取民心的工作”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说“香港病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曾钰成：这次示威行动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根本的原因是香港社会积累了很强烈的情绪。这么多人走出来参与示威，是因为心里不高兴。除了政治原因，也有社会问题。

　　香港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跟其他人均GDP差不多的经济体相比差距很大，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

　　新京报：香港目前存在怎样的社会问题？

　　曾钰成：香港回归后的这20多年，香港的经济每年都有持续平稳的增长。表面上看，每年三四个百分点的增速，经济向好。但是香港的基层家庭生活却没有改善，住房问题突出。

　　我们经常谈起一个数据，现在大学毕业生的月薪跟十多年前比没有增加，而楼价涨了三四倍。私房买不起，政府公租房要排队，轮候时间从几年前的3年延长到现在的5年半，年底可能还要延长到6年。眼下在轮候公屋的已经有20多万户家庭。还没住进公屋又买不起房的，一部分住在劏房，就是老楼里面隔出来的小房间，还有一部分居住环境更加恶劣。

　　我去年参加特区政府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做过一次探访，我看到他们的居住环境，你根本不能想象，香港这么富裕社会，竟有这样的家庭。所谓的房间，就是刚放得下一张双层床，人进去就爬到上面睡，下面放他的杂物，人在里面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家里的小孩也没有地方写字做功课。

　　香港有个词“麦难民”：一些香港居民，家里环境太差，晚上就跑到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店里去睡觉。

　　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很多年轻人看在眼里就非常不满。很多人就认为政府不会照顾一般老百姓的利益。

　　新京报：你觉得香港特区政府还有哪些可作为的空间？

　　曾钰成：政府要把大部分和平示威的市民跟这些暴力分子分开，把广大市民团结起来，做点争取人心的工作。

　　新京报：你对香港的通识教育课程有什么看法，社会上对今日香港和现代中国两个模块也有些争论？

　　曾钰成：我的学校是一个爱国学校，回归前1949年开始就在学校升起五星红旗。我的学校也是最早搞通识教育的学校之一。

　　通识教育有六个学习单元，其中一个是讲香港的社会时事的，有一个单元是讲现代中国，让学生了解中国今天的经济政治的状况。香港时事没有固定教材，老师根据新闻时事跟同学讨论。但其实很多出色的通识课教师是爱国的老师，他们教得好，不会鼓励学生去捣乱。

　　“很多香港年轻人到内地发展非常成功”　

　　新京报：有一种声音称，内地人的涌入引发香港年轻人强烈抵触情绪？

　　曾钰成：香港现在的社会服务搞得差，很多人的怒气发到内地新移民身上。

　　对于内地移民名额，特区政府解释是为了家庭团聚。但是他们来了后，难免会占用一些资源，比如社会保障、公屋、医院等，很多香港人觉得不公平。香港的一些服务内地新移民的团体也解释过，内地来的居民对香港的影响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