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之后，他们帮湖北感染医护疗伤

　　疫情正在远去，留给一线医护人员的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题却在逐渐显现

　　疫情正在远去，留给一线医护人员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却在逐渐显现。

　　《柳叶刀》刊发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中国新冠疫情中近1/6医务人员有心理困扰。《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则显示，在疫情暴发期，武汉医务人员中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困扰的比例高达71.5%。

　　打赢心理防疫战、找回安心感，是后疫情时期，一线医务人员要面对的第二个战场。

　　过去半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字节跳动医务基金心理支持项目“安心计划”负责人史占彪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帮助感染医护走出疫情伤痛，回归正常生活。

史占彪（左四）和团队成员

　　第二战场

　　2020年4月11日，解封第四天，史占彪抵达武汉。

　　北京到武昌的高铁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上座率。一路上他戴着口罩、护目镜，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下车的瞬间，史占彪看到隔壁轨道上二三十个防护服“全副武装”的忙碌身影，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这儿就是疫情中心了。

　　史占彪的第一站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被媒体称为“全民抗疫阻击战最早打响的地方”、这场疫情的风暴眼。在这里，史占彪碰到一位主动求助的护士。

　　这位护士觉得自己可能生病了。去年12月底开始，她每天都在门诊，见过很多心碎的场面，比如老人家跪在医生面前求床位。疫情持续的四个多月，工作倦怠感更强，越来越冷漠了，不想和老公、孩子亲近，不想联系朋友，工作也觉得没意思。

　　“我身边很多人连口罩都不会戴，但好像还挺开心的。我知道得越细，懂得越多，过得越苦。这是为什么？”她问。

　　和这位护士一样不开心的，还有湖北某地级市的一位叫李木子（化名）的护士。她1月份感染新冠，那时肚子里的孩子已经6个月。她自己捡回一条命，但时时担心胎儿是否受影响和还在一线的医生丈夫。

　　3月，她的父亲也因新冠肺炎去世。母亲整理父亲遗物时眼泪止不住地落，她站在一边手足无措，心里难过得紧，却不知该说什么。又不敢哭，怕影响胎儿健康。就这么熬着。

战疫一线医务人员

　　她们面临的问题只是疫情之后医护心理问题的一个侧面。

　　“疫情给医护群体带来的身心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比如焦虑、抑郁、烦恼、倦怠、失眠、脾气暴躁。有5%-10%是比较严重的，甚至还会有一些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史占彪说。

　　《柳叶刀》发表的研究表明，新冠疫情中，中国一线医护人员心理困扰、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分别为15.9%，16.0%和34.6%。《美国医学会杂志》研究则发现，在疫情暴发期，受访医护人员中，心理困扰的比例达到了71.5%。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3月中下旬，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以下简称：字节跳动医务基金）心理支持项目“安心计划”开始试运行，为基金资助的部分感染医务人员、殉职医务人员亲属提供免费心理咨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史占彪和他的团队负责“上门服务”。

　　此前汶川地震、天津爆炸等灾后心理援助的经验告诉史占彪，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心理干预和日常心理咨询不同，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谦卑的姿态主动提供“上门服务”——医护群体工作很忙，可能没有动力主动寻求对话。

　　“ 这些人（自己）走出来是很难的。但我们真的去做也就没那么难了，专业人员的陪伴还是很重要。”史占彪强调说。

史占彪为医务人员提供心理支持

　　“创造一个出口”

　　3月底，史占彪给李木子打了第一个电话。

　　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李木子在电话里倾诉的全是内疚，总觉得父亲的死与自己有关，甚至怨恨肚子里的宝宝——如果没怀孕，是不是就可以照顾父亲、父亲就能活过来了呢？

　　听了她的自责，史占彪问，父亲患病过程中，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事？她说，她一直在想办法联系病床，找最好的医院，和父亲视频。前一年也给父亲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买了蛋糕和衣服，爸爸很开心……

　　“任何人碰到这个情况，都不可能比你做得更好。”史占彪循循善诱：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和传承，他还带着外公的愿望和期待。

　　经过四五次的咨询后，李木子的状况好了很多。4月份，也已经顺利生产。

　　和李木子一样，内疚自责是医务人员最高发的负面情绪。

　　“安心计划”成员、心理咨询师李静为一位放射科女医生提供过帮助。女医生自己被感染新冠，随后母亲也被感染，姨丈在感染后去世。她几乎被自责吞噬：医者不能自医，还给家人带去了灾难。她说，在接到李静的电话前，内心的痛苦不知道要跟谁说。

　　“我们真的不是去‘治疗’，而是创造一个出口，让他们能够表达出来。”李静说。

史占彪为医务人员提供远程心理支持

　　一些医务人员呈现出明显的PTSD。疫情时，一线医护每天眼睁睁看到有病人现场倒下，家属甚至来不及见最后一面。当时过境迁，但这些场景还留在脑海里，时常闪回。

　　史占彪就接触过一个案例。一位感染新冠的护士长，康复后回家，整整46天无法关灯睡觉。她关上灯，就会想起那位23岁的新冠患者——入院时状态很好，几天后，人就没了。她不能看疫情相关报道，不能听人谈及新冠肺炎，否则会全身起鸡皮疙瘩。

　　和史占彪聊过几次后，她尝试关灯睡觉。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同时也停了安眠药。第二天吃了安眠药，成功了。再后来，慢慢安眠药也停了。现在，生活在逐步恢复正常。

　　和所有新冠病人面临的问题一样，感染医务人员同样需要面对被歧视、重新融入的现实。

　　一位痊愈后复工的医生回忆，他中午端着饭走进科室，同事便端着饭出门了；

　　一位92年出生的护士，因为感染新冠，她的母亲去亲戚家也遭遇冷眼；

　　一位康复的科室主任，被日常的同事聚会拒之门外，后来他慢慢习惯，甚至碰到别人握手，都会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这时候，史占彪和团队成员就会告诉他们：新冠病毒确实很厉害，但人们怕的是病毒，不是你，社交距离本身就是做好防护的一部分。

　　“医务人员比我们想象的有韧性，特别能扛。”“安心计划”成员、心理咨询师王雪梅说，医务人员有医学背景，尊重常识，也能接受“我有病了，我需要治疗”。一旦建立起这种意识，改善自己的意愿就会非常强烈，自我调整的力量也很强大。

　　“疫情中，他们经历了很多苦难，承受了很多压力。但他们真的不是弱者。”王雪梅说。

抗疫一线医务人员

　　被忽略和被压抑的

　　比起那些主动求助，那些被忽略和被压抑的情绪、心理问题，更值得被关注。

　　“安心计划”成员、心理咨询师孙秀丽碰到过一个案例。一位89年出生的男医生，1月初感染、治愈，休息两周后复工，随后复阳，又治疗，再复工。复工后非常忙碌，形容自己回家就跟虚脱了一样。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早上出门，孩子没醒，晚上回家，孩子睡了。

　　“能感觉到他是撑着的状态。”孙秀丽说，这位男医生预约了好几次，最终只聊过两次。

　　“医生群体不善于打开内心、袒露脆弱。如果没有人陪伴梳理，事情可能就这么过去了，但压力没有释放，只是被压抑了。”孙秀丽说，“不是只有很伤心、很难受的时候才需要心理支持。”

　　李静遇到的一位殉职医生的孩子，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这位刚满18岁的男孩，父亲是乡村医生，1月份感染新冠去世。母亲是残障人士。因为父亲生前备受村民爱戴，社会也给了这个家庭很多荣誉。他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也主动表示要担起责任，好好成长，照顾母亲。

　　在和李静的沟通中，男孩反复说，他一定要坚强。

　　李静反而更担心他的过度责任感。于是开导他，其实你可以哭的，你难受才是正常的。

　　几次之后，男孩主动问，“李老师，我可不可以多跟你聊聊？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史占彪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不过，让史占彪们欣慰的是，那些被忽略和被压抑的，正在被重视起来。当心理咨询师拨通医务人员电话后，一些人会说自己特别珍惜这样的对话机会，目前状态还可以，但想询问以后是否还能得到持续的帮助和支持，“能不能在需要的时候再联系？”

　　“当然可以。”一位参与“安心计划”的心理咨询师说，她从医护们的态度中，感受到了这个服务项目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截至2020年8月，字节跳动医务基金累计金额4.46亿元，为3732名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了资助。“安心计划”为其中202名需要支持的医务人员提供了免费心理咨询。

　　“他们为我们拼过命，我们必须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支持。这一年里，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他们。”史占彪说，希望通过专业心理支持，让一线的医务人员少一点苦难、折磨、创伤，多一分自由、自在和安宁。

　　关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史占彪故事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系列纪录片之《安心》

责任编辑：刘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