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一场迟到了32年的放映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其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2004年，他的这部记录片终于在中国得以公映。

　　文/北太西

　　7月30日，一个普通的夏日。烈日炎炎的北京的街头突然惊人地飘起了短暂的飞雪。与这场罕见的风云突变随之而来的，是两位电影大师相继离去的噩耗——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在实践和探索中使电影这门“第七艺术”日臻完善的“电影活化石”，在同一天里分崩离析，仿佛在宣告着一个艺术电影时代的终结。

　　大师的谢幕足够让人伤怀，而安东尼奥尼因为与中国有着复杂的渊源，他的离去同时昭示着一场世纪夙愿的彻底落空，更是让人扼腕叹息。

　　对安东尼奥尼的双重指责

　　1972年，因《奇遇》、《夜》、《蚀》、《红色沙漠》等片蜚声世界影坛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作为中国人的朋友，怀抱着激情和好奇，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摄制了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

　　但这样一个有着非常美好开端的故事，接下来却意想不到地“变向”发展为一出至今还令中意两国人民尴尬的闹剧。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等待掌声的安东尼奥尼被猝不及防地拍了重重的一“板砖”。从此，暴风骤雨般的“板砖”朝安氏拍来。批判活动从北京席卷到全国，持续了将近一年，充分展现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拍板砖”的无奈。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大小砖头”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还被编进了儿歌之中：“气死安东尼奥尼， 五洲四海红旗飘。”

　　安东尼奥尼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被指责“背叛了中国”。对中国抱有很大热情和友好的安东尼奥尼从此背负了莫大的羞辱和痛楚。但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中国，得到中国人民的客观评价，从而洗刷这段倏然降临头上的“千古奇冤”。

　　当阶级斗争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步伐声里成为历史，安氏的夙愿无疑也是中国人民的夙愿。1990年末的时候，北京突然盛传安东尼奥尼要来华的传言。电影学院的学生为此一度奔走相告。但一直到他中风卧床的消息传来，也仍然没有看到传言变成真实的迹象。

　　那个被批判的妇女也来了

　　2004年，期盼的人们没有等来安氏，却等来了他的作品回顾展。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在北京电影学院隆重举行，《中国》这部名闻遐迩尔却并没有多少中国人真正一睹真容的片子首次得以在中国公映。尽管这次展映是以学术交流的名义进行的，并不代表官方对《中国》风波的重新表态(举办方还在展映正式开始前恳求到场媒体和观众，为了保证展览顺利进行，在《中国》放映结束之前先不要大肆宣扬)。但已经90多岁高龄的安氏仍然托夫人发来了贺信，表达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挂念，并对他的作品能在北京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放映表示感谢。

　　放映的这一天，各色人等像过节一样地涌进电影学院。其中不乏许多艺术界和文化界“大腕”的面孔。“黄牛党”攥着门票在放映厅的门口吆喝，10元一张的放映票价，竟然被炒到了200元以上。能容纳800人的电影学院放映厅人满为患。许多观众最后席地而坐看完了近4个小时的《中国》。

　　在放映之前，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在北京服装学院人事处供职的中年妇女，一直在兴奋地讲述她被安东尼奥尼拍进影片的“传奇”经历。32年前，她还是北京纺织厂的一名年轻女工，在厂里组织集体出游长城时，意外地碰到了正在拍摄的安东尼奥尼；更令人激动的是，安东尼奥尼将镜头对准了她和她的女伴。

　　后来，当对《中国》的批判开始的时候，她的喜悦马上也变成了惶恐。在内部观影中看过部分样片的厂长找到了她，责问她为什么上了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她为此做出了严肃的检讨。32年过去了，青春少女变成了半百妇女，她也一直无缘目睹这部给自己带来了训斥和检讨的神秘影片。后来，在清华上大学的儿子从网上得知了这次回顾展的消息，所以特意买了票，和老伴一同前来了却这桩心头旧愿。当银幕上一个戴眼镜的少女的身影出现的时候，她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不顾周围观众的侧目，像小孩一样，指着大屏幕高声地喊着：那就是我，就是我！尽管她的影像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全景镜头，对于一个渴盼了32年的人来说，未免显得有点“潦草”和“轻微”，但那一刻她的兴奋和激动却是真诚而由衷的。

　　来自遥远国度的眼光

　　亲眼看过片子之后，中国人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部蒙着神秘面纱的片子，并非像长期的误解和讹传引发的预期一样，有着很多具有政治意蕴的“猛料”。相反，它只是一个对人本身具有浓厚兴趣的导演，以一个被严格限定行程的外来者的视野，记录和呈现了有关中国的日常影像与印象。它的最终完成较好地契合了安东尼奥尼来华之前在拍摄计划书里所说的意图，“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但显然《中国》偏离了当时中国政府希望他拍摄的“革命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主题。意大利评论家艾柯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安东尼奥尼作为“一个特别倾向于深度探究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向西方观众“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

　　事实证明，30多年前对安氏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文化隔阂与碰撞，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极左思潮之上的误读，也一定程度暴露了中国人在长期封闭之后过度敏感、自尊甚至狭隘的国民心理。因为“丑化”和“攻击”完全是无中生有，相反，从《中国》中许多幕无比宁静和悠闲的生活景观里，很多观众甚至还不约而同地觉得，它对中国动荡的“文革”时代的展现竟然有着轻微的“美化”痕迹，政治的残酷和阴暗实际上被这种旅行日记般的观望所剔除了。安氏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命运的一个缩影。如今大师已逝，他重返中国的夙愿终成遗愿。好在一个伟大的导演，可以通过他的电影达到不朽。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影迷沉迷于安氏那种直指人心的影像力量的时候，安东尼奥尼，仿佛在一片电光声影中悄悄复活，又来到了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