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日一所互助式学堂以“日日新”为名开办。10月26日的《新京报》以“办学堂，我们不是在复古”为题，对这所学堂作了一个扫描式的报道。从报道中看，日日新学堂有类前一段时间上海的孟母堂。都是一种私人办学，都是出于对应试教育体制的不满，而且在课程价值取向上，都相对偏重自身文化传统。比如，日日新学堂日常课业中的重要一项就是“经典诵读”，它包括“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之类的“弟子规”。两个多月前，孟母堂面临被上海教育当局叫停时，我曾经为它辩护，正不知它现在命运如何，却看到了日日新
接踵而出。由沪而京，真让我感到一种“日日新”的气象。
但是，我写这篇文字，却不是因为它的报道内容，而是它的题目。日日新学堂，从它的名字，到它的课程，都给外界一种复古的感觉。因此，外界有复古的质疑不奇怪，也不奇怪报纸标题用了这种开脱性的解释。生活在现代，却想使它转回古代，这不是倒退么？
复古的价值可以先不讨论，这是永远讨论不清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让它们永远各自仁智下去，正可以不必求得什么统一。但有一点却很有必要在认识上统一起来，即，复古是一种权利。权利之谓也，正在于它可以“由于自己”。这是当年胡适对自由的解释，而自由又是权利不受强制的状态，这又是当年哈耶克的解释。由此可见，权利与自由，庶几是互文。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一个人可以由于自己，却不能同时妨害别人。
复古是一种权利，盖因为这种价值取向是“由于自己”的，是出于自己的一种选择。假如没有犯及别人，一个人喜欢汉服唐装，喜欢诗云子曰，喜欢像古人那样生活，喜欢复古，这当然都是他的权利。同样，几位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脱离传统，以自助办学的方式，教授孩子儒家典籍，也同样当以自由视之。如果一个社会不给他(们)这样的自由(比如叫停孟母堂)，那是你可以“由于自己”，却不准别人“由于自己”，这是很严重的权利侵犯，哪怕你有任何理由。
反对复古，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它已经不是权利，而是变成了权力。假如国家、假如社会，它们的权力部门动用权力推行孟母堂、提倡复古或主张读经，那就值得警惕。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所强制的对象恰恰是权利。而权利之间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和权力相同的诉求可以得到满足，和权力相违的诉求则受到压制，这就造成了后者的不自由和权利之间的不平等。正因为如此，权力在此一方面应该自觉退出。亦即，我自己可以复古，权力却不能叫我读经。我要复古是“由于自己”，你要我读经，经就变成了意识形态。
在反对复古问题上，当年鲁迅有过教训。20世纪20年代，他写《十四年的读经》，那是批判章士钊的。章是当时的教育总长，他动用权力要求全国初小都读经，鲁迅的批判可以理解。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作家施蛰存推荐文学青年读《庄子》、《文选》，鲁迅也视为倒退批判之，更张口詈骂，这就显得过分。这不仅在于施有推荐的权利，而且施也有主张复古的权利，何况他并非出此目的。复古如果不是权力就不是洪水猛兽，也不必大惊小怪。人与人在追求上永远不同，也不必求同。须知，就一个社会而言，他要复古，你要现代，这是多元，也是常态。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