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解首都的交通负荷，北京市规划院近日提出，应对小汽车的使用实行分时分区的弹性限制管理，必要时在北京中心城区特别是旧城的交通特别拥挤地区，有选择地实施通行收费制度。（11月3日《北京青年报》）读完这则新闻，笔者在惊讶之余，希望这只是某些专家的设想，而不会真的变成市政管理的现实。
城市拥堵渐成北京的一大痼疾，这是有目共睹的，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很多，例如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改善公交车辆的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使得搭乘公共运输工具不再是一件吃苦受累的事情，即使对那些西装革履赶赴商务活动的人，乘坐公共交通车辆也不会影响他们体面的出行；尊重行人的通行权，向“自行车出行族”致以尊敬，在道路交通设施的设计、建设和修复时确保他们的通行便利，并防止小汽车占据便道和自行车道；政府机构下辖的不同部门，可以像香港及有些外国政府那样合署办公，人们不必为处理一件事，就要驱车奔波于不同的办公大楼之间；而大型公共文化设施等可能聚集人群的场所，相反则应尽可能分散，而不应为了塑造城市的“集约面貌”，将其如多米诺骨牌一般集中耸立在中心道路的两侧。
笔者不是交通方面的专业人士，才智和见解均有限，已能举出诸如此类的多项思路，身为交通专业人士的北京规划院的专家们，却提出在中心城区特别拥挤处“通行收费”这种相当次优的办法，实在是令人不敢苟同。
诚然，在中心城区特别拥挤处实行通行收费，可能会收到减少车辆聚集，在某种程度缓解局部交通的功效，估计普通人也能想出这种办法和预见其结果，不必由专业人士站出来为之鼓与呼。然而，正如多名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以收费作为指挥棒的行政策略，往往只能使直接管理者获利而不会带来最优的公共治理效果，以往的多项公共管理制度改革也证明了这个论断。
事实上，公共行政要回归服务型定位，获取公众的最大信任，应当天然地高度警惕金钱，而不是事事必谈收费。公共管理的第一信条就是：某些方法也许便利而有效，但永远都不会是我们的最优选择。就特别拥挤地区通行收费这件事来说，它至少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首先完善公交系统和步行系统，让人们能够顺利到达或者通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仅仅是收费，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中心城区特别拥挤处实行通行收费的设想，之所以是次优选择甚至于理不通，还在于它将面临高度的公共质疑：在城市中最具有公共属性的中心道路地带，为什么市民要缴费才能通过？在目前的公路缴费已受到普遍诘责的情况下，城市中心地带的公共道路还要收“过路费”，又将如何排除公众的更大质疑？这个巨大的问号如果不能合理地拉直，将成为这项收费制度设想的死穴。
此外，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各级政府机构的办公地点目前基本设在城市中心，难道老百姓驱车前往这些场所办理公事时也要缴“过路费”？即使真的要缴，那么缴多少才算合适？如果收费标准过高，就会在公共通行区域造成事实的区隔，间离那些不同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这不会为一个和谐社会所乐见；如果收费标准人人均能承受，那么除了有关方面获利，通行收费对缓解交通压力的初衷，就会完全归于失败。
□江渚上（北京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