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读者，读者自己不碰历史，只有通过历史学家才可以了解历史，那么历史可能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问题是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历史学家，而是有一群历史学家。如果你这么打扮了一个小姑娘，其他史学家就会说你骗人。所以你就打扮不了了。历史其实是靠史料支撑的，我们也只能深入到史料这个层次，再深入我们就走不动了，史料就放在那里，你怎么打扮？我最多是裁剪，用这个史料，不用那个史料，这样也可能被人家批评，你为什么用这个史料不用那个史料？你是不是以偏
概全，歪曲历史？除非你垄断史料，不让人家知道，才可能避免这种批评。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专制独裁，历史是不能任人打扮的。随意打扮历史的历史学家，可能下场都不会好。他的东西毕竟是假冒伪劣产品，最终没有人愿意看。
鸦片战争，一直到康有为提出自己的学说之前，基本上是传统的儒家史观。从忠奸善恶、华夷之辩等来讲历史。到了康有为，受西方的影响，产生了新的说法。他把礼记的三世说又发掘了出来。三世说，即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西方到了升平世即小康世，把外国也拉到这个解释体系中来。于是，中国历史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距离尧舜越来越远的下降循环，而是一个能向上发展的历史。然后，梁启超又把西方观念引进。这时中国历史学家的眼光就发生了变化。不仅往后看，还往前看，向未来看了。而且产生了阶段论。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都是帝王的家谱。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偏激，却显示出他和传统的历史观的距离。中国人有了新的历史观。这之后，各派兴趣，例如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还有社会观、历史观的论战，闹得很激烈。这是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顾颉刚的古史辩派重新检讨中国历史，又有的考古学的方法，受欧洲史学影响的有傅斯年等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如范文澜、郭沫若等。这一路走下来，明显扩展了对历史的看法。改革开放之后，思路又放开了很多观念。例如汤因此、年鉴学派等历史观都进来了，黄仁宇虽然不好称为一派，但他的写法也扩展了传统的路子。(11月1日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