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为何永刚的这一跪而感动，相信他是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面对其情其景，他这样做是真诚的，也是不得已。但是，我并不认为何永刚这样做就很“出彩”，更不认为记者给被采访人一下跪，双方的人格就平等了。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的社会里，下跪这种传统的礼仪文化，除了尊重、感激、谢罪、哀悼，更多的则是臣服、膜拜、乞求等与人格尊严密切关联的一个屈辱符号。今夕何年
，下跪早已褪去了“礼仪文化”的衣冠。不要说对别人，即使对父母长辈也很少有人施以如此厚重的“大礼”了。面对被采访人的超常举动，作为记者究竟该如何应对？这无疑是对一个记者的素质和智慧的考验。被动地承受有悖道义不足取，惊慌失措可能弄巧成拙，只有以巧妙恰当的方式及时阻止方为上策。
具体到何永刚下跪这件事，应该说他当时的出发点是期望通过陪跪来寻找一种“平等”。从表面上看，记者这一跪也确实似乎达到了某种“平等”。而事实上，这种陪跪并未挽回被采访人的人格尊严，只能说是在人格尊严伤害的层面达到了一种“平衡”。
近年来，下跪事件频发。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向强势下跪。我们往往认为下跪者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而实质上是因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均衡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造成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有求于别人，谁愿意放下心中朴素的人格、平等观念，而选择用下跪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下跪的方式都是出位的，而用相同的方式来回报或者招架出位同样是出位。对这次记者陪跪采访，我表示理解但不表示认同，以为报社和社会也不宜提倡和鼓励记者下跪采访或陪访。(纪卓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