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千里

　　与官场格格不入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类似传说，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东巡抚、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

　　英千里回国后先是在辅仁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那年头，教授收入丰厚，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

　　英若识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

　　英千里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温泉别墅度假。后来，他又买了一辆福特牌轿车。英壮遥想当年，甚是感慨，“我爷爷当年那可是真正的大款啊！”

　　同父亲英敛之一样，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们全都受了洗礼，都有教名，英若诚从小就担当教堂祭坛独唱，祷告和赞美诗也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从未离开过中国，她父亲为了让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准女婿，从小就把她送进教会学校，她同样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同时期的中国并不多见，在英若识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民主空气一直很浓”。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印象中父亲只打过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

　　英若识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他躺在床上，我们站在床边上。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每天都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爱听，太好玩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动真格的！老爷子一介寒儒，能视死如归，不屈不挠，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

　　抗战胜利后，英千里作为抗日英雄受到国民政府的重用，做过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长，但他的个性与官场格格不入，这个官当得很痛苦。英若识回忆说，“他很清高，官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懂，属于一点不会来事的那种人。”

　　英若识记得有人给他父亲送过一块银盾，银盾上刻了“步步高升”4个字，“我父亲当时就把这个人骂回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格，对官场很不适应。”

　　英千里后来告诫他的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英若诚清华毕业后跑到北京人艺当了演员，后来又官至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这些都是老爷子料不到、也管不了的事情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

　　“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

　　英千里到台湾后与政界再无瓜葛，专心教书。先是主持台湾大学外文系，1955年后又全力投入到辅仁大学的复校上。

　　英家几个孩子中惟有大哥英若勤在那之后见过父亲，“我大哥那时候在上海工作，他跟着他们单位中国石油公司去了台湾，在那里跟我父亲见了面，还帮我父亲买了家具。”

　　英若勤看到国共两党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就离开台湾回到上海，回来之后跟家里人讲了英千里在那边的情况。英若识记得父亲寄过一笔路费给家里，还写了封信，“催我母亲带我们去台湾，他特别惦记我的小妹妹若娴，我父亲走的时候她才4岁。”

　　英千里走后，蔡葆真带着7个孩子艰难谋生，她卖了一些古董维持生计，凡是在读的孩子，一个都不让他们中断学业。生计艰难，免不了借债度日，她把丈夫寄来的路费都拿去还了债。1950年前后，她写了封信让丈夫再寄一笔钱，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从此与英千里失去了联络。

　　英千里在台湾收养了邻居家的女儿韩拱辰为义女，1980年她在英若诚访美时设法与他取得联系，交给英若诚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

　　英千里在台湾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罗马教廷给他授予了爵位，这个殊荣他的父亲英敛之去世后也曾得到过。

　　海峡的这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英千里辞世后，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教绩孔张”4个大字，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思会。出殡那天，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员。

　　1993年，英若诚在马英九帮助下终于成行去台湾访问。马英九和余光中都听过英千里的英美文学课，马英九自美国留学返台后，担任过蒋经国的专职英文翻译；余光中曾说，在英美文学的学习上，他从英千里那里受惠最多。

　　英若诚为父亲扫墓在当时是岛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大新闻。英若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英千里走后

　　有个潜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要员老爸，对于英家兄弟姊妹来说，实在是个摘不掉的黑帽子。

　　“那个时候我们都要跟他划清界限，不是嘴上说说，是发自内心的。”大一点的孩子如英若诚、英若聪都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小一点的也都积极要求入团、入队。1949年10月英若识入团了，他回忆说这个政治上的进步对他的鼓舞极大，他从一个成绩很差的私立学校后进生，一跃成为重点中学北京师大附中的好学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学生游行方阵。他很认真地纠正儿子英宁的戏谑，“不是旗杆后面那个，是旗杆西边。”

　　“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对人产生推动作用。”政治生命如此重要，能够激励一个人，自然也能打败一个人。他的哥哥，英壮的父亲英若聪就是被击倒的那一个。

　　英若聪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是梁思成的助教，教师团支部的书记，党组织重要的发展对象，“属于又红又专的那种”。没想到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他就被错划成“右派”。

　　英若识清楚地记得四哥当时的痛苦，“这个事情让他变得很消沉，我母亲劝他，眼光放远一点儿。他对我母亲说，我的生活已经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英若聪当了右派之后，被人从清华教育队伍中撵了出来，当了工人阶级。这段经历他一直视为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很少对子女提及，英壮只知道父亲从抹沙工到架子工，建筑工地上什么工种都干过。

　　因为这一番折腾，英若聪成了兄弟几个中身体最差的一个。因为教龄被耽误，一直到很晚才评上高级职称，为此他郁郁不欢，1984年还犯过心脏病。自那之后，严重的心脏病一直伴随着他。

　　1987年，英若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这个消息是英壮在单位读报时偶然看到的，他大吃一惊，“我说这事不小啊，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荣誉了，对一个无党无派、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来说。”

　　下班后他带着报纸回家了，想跟父亲问个究竟。写惯了剧本的他，讲话也非常追求画面感，“进门之后的镜头是这样的——我父亲正在厨房切黄瓜。我说，‘爸，你的保密工作搞得可以呀，这么大事儿都不跟家里说一声的。’他一脸茫然，‘你说什么呢？’”

　　“我把报纸给他，我爸就看，看完不说话，把刀一放，坐在沙发上，大概20多分钟不说话。据说这天晚上，他失眠了。等了20年，他终于得到了认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体制的认可。”

　　英若聪被打成右派只是英家几个子女遭难的开始。很快他弟弟英若识也被群众专政了，原因是他托同事的朋友打听自己的父亲英千里是否还活着，革命群众给他定下了“妄图和海外联系，图谋不轨”的罪状。

　　英若识的双胞胎弟弟英若智在天津日子也不好过，他是搞水利的，偏偏喜欢画两笔漫画。有一天他画了一只猫蹲在窗边看月亮，被革命小将发现，认为“猫”与“毛”同音，认定他是在攻击伟大领袖。

　　这事过了没多久，他惹了更大的祸。他所在的海河治理工程队要搞一个庆祝活动，他热心地揽下了布置标语的活儿，让其他同事早些回家休息。谁知当晚刮了一场大风，第二天集会庆祝时，大家发现“毛主席万岁”变成了“毛主席万夕”。这事被当作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英若智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投进监狱。3个月后释放，工资却一直停发。

　　“洋墨水”喝得最多的英若诚，遭遇比几个弟弟更坎坷。父亲是国际俱乐部会员，与诸多外国使节往来密切；他自己成长于教会学校，同学也都是外国人，刚工作那年，他按照组织要求如实填写自己的海外关系，别人最多也就是两三页纸，他整整写了10页。

　　1952年起，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他还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结果，1968年他以“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经为彭真工作过。

　　他在北京、河北等几座监狱过了3年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住在下水道里。

　　蔡葆真因为有个跑到台湾的丈夫，自己又懂法文，被安上一个疑似“法国间谍”的罪名，造反派不许她跟子女同住，把她隔离到一个只有7平米的小矮房里。

　　多年以后，英若诚把自己的牢狱生活作为个人自传的第一章，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离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