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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晚年曾批判美协画院称应该被取消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6日14:20  南方人物周刊
吴冠中晚年曾批判美协画院称应该被取消
1947年于巴黎

吴冠中晚年曾批判美协画院称应该被取消
五十年代,吴冠中与三子

吴冠中晚年曾批判美协画院称应该被取消
1983年,吴冠中夫妇在黄山写生

  吴冠中 最负盛名者最遭物议

  本刊记者  彭淑  实习记者  袁诚  发自北京

  书房里,淡淡的颜料味还在,人却不在了。

  “喏,你要不要看一看?”七月黄昏,年过八旬的朱碧琴笑得像孩童。

  儿子说她糊涂了,晚饭过后,谁也不认得。中饭前,她倒问,“咦,你爸怎么还不回来?”

  此刻她递给我的是沉甸甸的也许不曾磨灭的记忆:《踏花归来——吴冠中师生坝上采风摄影集》。

  “那是我父亲第一次允许别人拍摄他在外写生的状态。”相比画册中老画家的激扬投入,头发花白的吴家三子吴乙丁,平和中透出一丝倦意。

  为照料双亲,他已从父亲生前单位清华美院的医疗室退休。6月25日晚11时57分,他眼见因肺癌转移长时间昏迷的父亲,心电图停止了波动。

  如吴冠中生前所要求,“走”后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这也是为朱先生考虑。有政府官员要送花圈去,吴家人都婉拒了,就怕她突然清醒过来,大受刺激。”清华美院副院长刘巨德说。

  “逝世15天前,他从昏迷中醒来,交待大儿子吴可雨,家中还有5幅近作,尽快捐给香港美术馆。”另一位副院长卢新华补充。

  香港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中国美术馆是吴冠中作品的主要收藏机构。最后一笔捐赠,在他走前5小时,大儿子为他了了心愿。

  还有未如愿的。

  他的老同事、清华美院博导袁运甫透露,2009年吴冠中已住过一次院。中央一位领导人去看望他时问,“你还有什么需要?”

  “我想要我的《清奇古怪》参加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老画家念念不忘他在1980年代为北京饭店画的巨幅水墨画,它已久被“雪藏”。

  最终未果。

  “吴先生走时,身上一件旧的红夹克,脚上一双以前写生穿的旅游鞋。”刘巨德感伤地说。

  那双鞋再配上他那顶草帽,老了在外写生,他常被喊作“修鞋的”、“修伞的”。

  他朋友鲁光,一次在方庄菜市场正遇他和夫人买乌鸡,与小贩讨价还价。

  夫妇二人走后,小贩说,“老头老太挺穷的,能便宜就便宜点吧。”鲁光说,“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大画家吴冠中,小区里的大富翁。”

  小贩惊讶地说,“看不出啊,不像呀!”

  他去世后数天,荣宝斋便传出,他的两幅水墨旧作《香港夜景》和《鲁迅诗意》拍卖价可能突破千万。更早,他的一幅《长江万里图》已转拍至5700多万元。

  送他火化时,火葬场有两条路。一条贵宾路,一条普通路。刘巨德他们一商量,还是走普通的吧。

  一匹不肯归槽的野马

  江苏宜兴北渠村,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和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结婚后,生下一大堆儿女,我是长子。

  ……

  读完初中,我不愿进入师范部了,因同学们自嘲师范生是稀饭生,没前途。我改而投考浙江大学代办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的电机科,工业救国,出路有保障,但更加难考。我考上了,却不意被命运之神引入迷茫的星空。

  1935年,国家规定大学生和高中一年级生暑期必须军训3个月。吴冠中与来自杭州艺专预科的朱德群(1955年定居巴黎,1997年当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被编入同连同班。

  一个星期天,朱德群带他去参观艺专。

  我见到前所未见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有如此魅力,她轻易就击中一颗年轻的心……

  吴冠中将其比作“热恋”,坠入爱河,无法自拔。他决心抛弃电机科,转入艺专从头开始。望子成龙的父亲自然不肯,“听说画家没有出路。”10年后,类似的话又被他岳父提起,“学艺术的将来都很穷。”

  “年轻时,我就是一匹不肯归槽的野马。”吴冠中对留法同学,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熊秉明说过。1936年,他考入杭州艺专预科。那年他17岁。

  1927年,林风眠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在杭州创办中国第一个艺术高等学府国立艺术院,后更名国立杭州艺专。在中国美术史上,他与徐悲鸿同属探索绘画 “中西结合”之路的一代大师。徐悲鸿信奉写实主义,林风眠则偏好印象主义。

  “他们在艺术观点上存有极大分歧。这也为吴冠中1949年后事业一度受挫埋下了伏笔。”袁运甫说。

  那时的杭州艺专,“教授们如吴大羽、刘开渠、蔡威廉、雷圭元等老师,几乎清一色都是留法的”;从授课方式和教学观点看,“艺专近乎是法国美术院校的中国分校”。

  学完3年基础课,再读绘画系,每天上午学西洋画,每周有两个下午学中国画。

  吴冠中曾说,“绘画系99%的学生重学西画。潘天寿(编注:国画大师)德高望重,听课的学生也没几个。赵无极(编注:著名华裔法国画家)是我的同学,他不愿意学,考试画一个圈就交了,潘天寿要开除他,后来林风眠把他保下来。”

  21岁,吴冠中师从潘天寿,学过一年国画,“大量临摹石涛、弘仁、八大、板桥及元代四大山水画家的作品”。

  2000年,吴冠中因“笔墨等于零”一说,与一些美术评论家打起笔墨官司。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员朗绍君曾质疑:“吴冠中分明没有对国画下过大功夫,却坚持自己‘大量临摹过近代水墨画’——1937年冬天之后,艺专老师、学生们历经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终日逃难奔波、进行抗战宣传,画速写、插图、宣传画成了学习内容。潘天寿一度离校,中国画课尤其是临摹课无法进行。”

  吴冠中自己则说:“学校在不断迁移中上课,一路都有日本飞机来轰炸,在湖南沅陵时,几乎三天两头有警报,但并未真的投炸弹,因此在警报声中我干脆留在图书馆里临摹古画,让管理员将我反锁在里面,他自己上山进防空洞去。在贵阳真的遇上了大轰炸,市中心全部炸光,火光昼夜不灭,遍地陈尸,有的人腿挂在电杆上,焦黄焦黄,近乎火腿模样,我幸而在山野写生,保了命。后来,重庆大轰炸时防空大隧道中窒息死一万多人,几条街上锁着的店门不再有人回来开锁。我都幸免了,属大难不死。”

  在湖南时,吴冠中患上脚疮,不得不渡江进城治疗,“渐渐注意到经常替我换药的她”。离开沅陵的前夜,冒着狂风,他携带最心爱的油画,在朋友的陪伴下,来到护士宿舍的大门口。

  “从门口进去是一条长长的幽暗过道,过道尽头有微弱的灯光。我让朋友在门外街头等我,自己悄悄摸进去,心怦怦地跳。灯下有人守着,是传达人员,他问我找谁,我壮着胆说找某某。他登上破旧的木头楼梯去……有人大步下楼来,高呼:谁找我!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我立即回头拔腿逃出过道。”

  1942年,吴冠中毕业了,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教素描和水彩。在那里,他的同学、江苏画家李长白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学生朱碧琴。

  有一天,我向她谈了我的初恋,谈到忽然感悟到她仿佛像我初恋中女主角的形象,是偶合?是我永远着迷于一见倾心?她似乎没有表态。

  1946年,二人结为夫妇。

  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故乡的麦田里

  “2006年,我在陈之佛先生的女儿家中见到了吴先生的考卷。”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负责人李大钧兴奋地说。

  1946年,中国教育部选送“二战”后第一批、100多名留欧美公费生,在全国九大城市设立考区,同日同题。考试包括美术专业、外文、综合学科。考卷最后云集南京教育部,著名国画家陈之佛参与阅卷。

  4张毛边纸上,陈之佛工整、娟秀地抄录着:三五年官费留学考试美术史最优试卷。

  试题分两部分。一、“试言中国山水画兴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说明其原因”;二、“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后世西洋美术有何影响,试略论之”。整张试卷,吴冠中的回答共1715个字。第一题答曰:吾国山水画始作于晋之顾恺之,但仅作人物之背景,非用以作独立之题材者,就此已为吾国风景之画之嚆矢……

  他顺利考取,钻进了巴黎有300年历史的美术学院、坚固的象牙之塔。

  巴黎高级美术学校油画系教授杜拜亲切地称吴冠中为“我的小东西”。可惜“小东西”不喜欢他,投入了现代派画家苏弗尔皮的怀抱。

  “艺术分两条路:大路撼人心魄,小路娱人耳目。”苏弗尔皮的告诫,他刻骨铭心。

  “他也将画分作两类:美与漂亮。若他说学生的作品,‘哼,漂亮呵!’那绝非夸辞,而是贬意,是讥讽,是警惕。”吴冠中说。

  3年公费留学结束,苏弗尔皮关心地问,要不要为你签字,申请延长?

  “我说不必了。因我决定回国了。他有些意外,似乎也有些惋惜。”

  留学时,两件事如“尖刀刺入心脏,永远拔不出来”。

  在巴黎蒙马特高地,那个举世闻名的广场,全是卖画的人。“那一刻,我很心痛。回到学院,每当看到同学背着画夹画箱出门,就总感觉他们都要到广场上卖画去。那滋味让我很难受。我再没去过那个广场。”

  艺术于他不再高高在上,他开始对长期追求的象牙塔“感到空虚和失望”。

  1949年,为补习英语,他去伦敦小住。一次坐公共汽车,用硬币买票。售票员将他的硬币找给旁边一位洋绅士。结果,洋绅士看着硬币,极轻蔑地摇摇头。

  到巴黎前,我是不打算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美术界的当权人物又极保守,视西方现代艺术如毒蛇猛兽。因之我想在巴黎扬名,飞黄腾达。

  “他可以不回国的,虽然妻儿老小在国内。”他的一位朋友说,“考虑到自己在巴黎的前途;经济实力无法与老同学赵无极相比,他是个穷人,赵无极带了一万美元出国;他回国前,赵无极已在巴黎准备个展……这些因素都不排除。但我认为,都不是他回国的重要理由。”

  可能是怀乡情结,故而特别重视梵高的书信。梵高写给他弟弟的话中说:

  “你也许会说,在巴黎也有花朵,你也可以开花、结果。但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故乡的麦田里。种到故乡的泥土里去,你才能生根、发芽。不要再在巴黎道貌岸然地浪费年轻的生命啦!”

  或去或留的决定经过多次反复,我与熊秉明等讨论无数回。

  许多年后熊秉明说,“1950年2月一个寒冷的晚上,几个学艺术的朋友聚在一起,讨论回国不回国的问题,谈到社会主义和艺术道路,艺术创造需要空气,还是更需要泥土……谈了一个通宵。当然没有结论。

  “冠中已经遇到过这样和命运下赌注的选择……然而这一次的决定困难得多。他终于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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