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国教育部选送“二战”后第一批、100多名留欧美公费生，在全国九大城市设立考区，同日同题。考试包括美术专业、外文、综合学科。考卷最后云集南京教育部，著名国画家陈之佛参与阅卷。

　　4张毛边纸上，陈之佛工整、娟秀地抄录着：三五年官费留学考试美术史最优试卷。

　　试题分两部分。一、“试言中国山水画兴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说明其原因”；二、“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后世西洋美术有何影响，试略论之”。整张试卷，吴冠中的回答共1715个字。第一题答曰：吾国山水画始作于晋之顾恺之，但仅作人物之背景，非用以作独立之题材者，就此已为吾国风景之画之嚆矢……

　　他顺利考取，钻进了巴黎有300年历史的美术学院、坚固的象牙之塔。

　　巴黎高级美术学校油画系教授杜拜亲切地称吴冠中为“我的小东西”。可惜“小东西”不喜欢他，投入了现代派画家苏弗尔皮的怀抱。

　　“艺术分两条路：大路撼人心魄，小路娱人耳目。”苏弗尔皮的告诫，他刻骨铭心。

　　“他也将画分作两类：美与漂亮。若他说学生的作品，‘哼，漂亮呵！’那绝非夸辞，而是贬意，是讥讽，是警惕。”吴冠中说。

　　3年公费留学结束，苏弗尔皮关心地问，要不要为你签字，申请延长？

　　“我说不必了。因我决定回国了。他有些意外，似乎也有些惋惜。”

　　留学时，两件事如“尖刀刺入心脏，永远拔不出来”。

　　在巴黎蒙马特高地，那个举世闻名的广场，全是卖画的人。“那一刻，我很心痛。回到学院，每当看到同学背着画夹画箱出门，就总感觉他们都要到广场上卖画去。那滋味让我很难受。我再没去过那个广场。”

　　艺术于他不再高高在上，他开始对长期追求的象牙塔“感到空虚和失望”。

　　1949年，为补习英语，他去伦敦小住。一次坐公共汽车，用硬币买票。售票员将他的硬币找给旁边一位洋绅士。结果，洋绅士看着硬币，极轻蔑地摇摇头。

　　到巴黎前，我是不打算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美术界的当权人物又极保守，视西方现代艺术如毒蛇猛兽。因之我想在巴黎扬名，飞黄腾达。

　　“他可以不回国的，虽然妻儿老小在国内。”他的一位朋友说，“考虑到自己在巴黎的前途；经济实力无法与老同学赵无极相比，他是个穷人，赵无极带了一万美元出国；他回国前，赵无极已在巴黎准备个展……这些因素都不排除。但我认为，都不是他回国的重要理由。”

　　可能是怀乡情结，故而特别重视梵高的书信。梵高写给他弟弟的话中说：

　　“你也许会说，在巴黎也有花朵，你也可以开花、结果。但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故乡的麦田里。种到故乡的泥土里去，你才能生根、发芽。不要再在巴黎道貌岸然地浪费年轻的生命啦！”

　　或去或留的决定经过多次反复，我与熊秉明等讨论无数回。

　　许多年后熊秉明说，“1950年2月一个寒冷的晚上，几个学艺术的朋友聚在一起，讨论回国不回国的问题，谈到社会主义和艺术道路，艺术创造需要空气，还是更需要泥土……谈了一个通宵。当然没有结论。

　　“冠中已经遇到过这样和命运下赌注的选择……然而这一次的决定困难得多。他终于回去了。”

　　改造不好，改行只画风景画

　　回是回来了，但去的时候费用是中华民国出的，回来时却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北京大雅宝胡同中央美术学院宿舍，回国等待分配工作的吴冠中巧遇老同学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作者)。

　　董希文借走他在巴黎的几幅作品，向中央美院举荐他。得知此事，他马上问董：“徐悲鸿怎能容我的观点与作风？”

　　“老实告诉你，徐先生有政治地位，没有政治质量，今天是党掌握方针和政策，不再是个人当权独揽。”董希文宽慰他说。

　　中央美院校长是徐悲鸿，吴冠中的母校是杭州艺专(后改名中国美院)，林风眠艺术实践的王国。徐、林艺术观点势若水火，所以旧时“两校的教师也好，同学也好，互相不屑，门户之见很深”。

　　“徐先生在1949年以后，属于我党团结对象。”上海梅龙镇，华东师大艺术系老教授汪志杰嗓门沙哑。

　　1950年代初，汪是中央美院西洋绘画班高材生，徐、吴二师都曾教过他。

　　他说：“那时候，‘央美’的领导班子主要是从华北联合大学(中共领导下的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延安过来的革命干部。全校师生都要进行大规模革命思想改造。

　　“‘央美’崇尚苏联绘画。苏联画家马克西诺夫曾来任教，成立研究班，地位很高，超过了董希文等教授。徐先生对美术界参与革命不感兴趣，他只关心艺术本身，但他的实权一步步被架空。他来学校教课，人事处干部说，‘徐先生，您辛苦了，您要多休息。’硬把他架走，目的是不让他向学生灌输所谓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吴先生刚来‘央美’时，名分还不明确，类似于讲师、助理。班主任伍必端私下跟我们透风：吴冠中是从法国回来的，属于没改造好的分子。

　　“一次，学校派我和吴先生去太原钢铁厂体验生活。走之前校领导就跟我打招呼，要我盯住他，他是个危险人物。吴先生极感性。到厂里后，他看到工人们出钢条，便大叫，“红红的钢火哦！”马上摆起画架，疯狂地画火花。工人们烦他，觉得他在影响生产，让我劝他别这样。我跟他讲，他很生气，一周不理人。

　　“他就是这样倔，又爱发表意见，爱抨击他看不惯的事，不可避免地，要在‘央美’受挫。”

　　我教的是一年级素描……觉得同学们作画小处着眼，画得碎，只描物之形，不识造型之体面与结构，尤其面对石膏像，无情无意，一味理性地写实……我从巴黎带回三铁箱画册，每次上课给同学们看一二本，他们兴奋极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从未听说过波提切利、尤特利罗和莫迪里安尼等名家。

　　有学生问吴冠中，“有列宾(俄苏画家)的画册吗？”他懵然无知。数月后，他在王府井外文书店偶见一份过期的《法兰西文艺报》，头版头条，法文加图片介绍列宾，开头第一句便是：提起列宾，我们法国画家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这才释然。

　　“呵呵，”电话中，汪志杰笑问：“你晓不晓得吴先生画过《一朵大红花》？那时，他家住在煤渣胡同。有一天他带我去看他的近作。进门后，我看见他家墙上挂了一块布。他把布一掀开，我当场吓了一大跳。

　　“画中，一个老农坐在椅子上，全身布衣，戴八角帽。因为吴先生对后期印象派画家塞尚等的风格情有独钟，人物的脸、衣服、帽子，全用土蓝色，还微微泛黄。只有胸口别了一朵大红花。

　　“这哪行啊？工农阶级只能用火红色基调，要充满血红地去反映。这幅作品要是发表出去，后果相当可怕。何况内部斗争那么激烈，哪管他是心存善意地歌颂。听了我的建议后，他满腔热忱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很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

　　我想我是改造不好的了……但我实在不能接受别人的“美”的程式，来描画工农兵，逼上梁山，这就是我改行只画风景画的初衷。

　　当时几乎没有人画风景，认为不能为政治服务……后来文艺界领导人周扬说风景画无害，有益无害。无害论一出，我感到放心……

　　1952年，全国文艺整风，吴冠中被批为“形式主义的堡垒”。

　　在整风中我成了放毒者，整风小组会中，不断有人递给我条子，都是学生们状告我放毒的言行，大都批我是资产阶级文艺观，是形式主义。更直截了当的，要我学了无产阶级的艺术再来教。当然条子都是匿名的，上课时学生对我都很热情，对我所谈很感兴趣，怎么忽然转了一百八十度。

　　尽管晚年深受徐悲鸿弟子冯法祀、戴泽的质疑，吴冠中仍不断对外讲述下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