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全院教师大会，是集中各小组整风情况的总结，党委领导王朝闻就方针政策讲了话，徐悲鸿也讲了话。他讲得比较具体，说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这是对吴冠中讲的。

　　1953年，吴冠中接到调离“央美”通知，去清华建筑系任副教授，教素描与水彩。

　　汪志杰说，“‘央美’是中国美术界的权威，培养无产阶级艺术家。如果在这里，有才能的人思想上出问题，结局只有两种：一是派往清华建筑系；一是进入北师大艺术系。内行人都明白，这意味着，画家被赶出美术界，打入冷宫。”

　　政治运动中，汪志杰的命运也充满坎坷。他仍然记得，吴冠中刚去清华时，描绘农村风景，颜色全用土黄色，看着压抑。“那是他最差的一批画，后来找不着了。他是把痛苦深埋进肚子里了。”

　　“要教艺术，不要只教技术”

　　1955年，国家推行“双百方针”。北师大的张安治找到吴冠中，说美术系正需要绘画教师，望他回归文艺领域。这一年秋，吴冠中调入北师大美术系，系主任是油画家卫天霖。

　　因为屡受排挤，卫天霖对来自徐悲鸿体系的师生持有戒心，张安治原是徐的弟子。吴冠中由张介绍而来，使得卫天霖起先并不十分信任他。

　　后来，他发现吴冠中在艺术上是同道，便邀请他共同创办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改名北京艺术学院，卫天霖任副院长，吴冠中任油画教研室主任。学校起先定为7年制，后来学生们要求提前为人民服务，于是改为6年制。

　　1957年，16岁的李付元前来报考，吴冠中负责口试。

　　现在，李付元朗声说：“一次我问吴先生，50年代到70年代，您是怎样作画的？他吐出一个字：躲！”

　　1959年，我利用暑假自费到海南岛作画，因经济不宽裕，来回都只能买硬座。从广州返北京时，拖着大包尚未干的油画，而行李架上已压得满满的，我的画怕压，无可奈何，只好将画放在自己的座位上，手扶着，人站着。一路上旅客虽时有上下，但总是挤得没个空位，谁也不会同意让我的画独占一个座位。就这样，从广州站到北京，两夜两天，双脚完全站肿！

　　1977年，我第二次上井冈山……几乎画到了日落时分，才不得不住手。公路车早已收班，硬着头皮步行回住所去，大约要夜半才能走到。幸好被我拦截了一辆拉木头的卡车，木头堆得高高的，爬不上人，驾驶室里也已有客人，我勉强挤下，一只手伸在窗外，捏着遍体彩色未干的油画，一路上，车疾驰，手臂酸痛难忍，但无法换手，画虽不满意，像病儿呵！不敢丝毫放松，及至茨坪，手指完全痉挛麻木了！

　　吴冠中爱外出写生，但毫不掩饰他厌恶“旅游写生”。2008年他指责美协、画院，“每年都搞采风，一大帮人集体下去，打着旗帜，跟老乡照相，这样做，老乡都不敢讲话了。真正的采风是要偷偷下去的，要生活在民间，体验风土人情，了解民生疾苦，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

　　1959年，画家罗尔纯一来学院便在公开场合听到吴冠中对年轻教员呼吁：“要教艺术，不要只教技术。”有5年时间，他每个周末都到前海北沿的破旧大杂院——吴冠中家里交流。

　　1950年代末，法国某代表团要去拜访吴冠中。外交部的官员先来大杂院探查，发现房内装饰全无，院内脏水四溅，要求吴冠中把家具全部更换，再请外宾入屋。他生硬地顶回去：“别人是来见我的，不是来见我的家具的。”

　　“内容决定形式”成了美术界创造之法律，于是作品成了政治口号的图解。许多青年人很用功，很认真，赤胆忠心，但不理解造型美的基本规律，制作了大批无美感的图画。我自己在教学中仍偷偷给学生们灌输形式美的营养，冒着毒害青年的罪名，果然，有一位学生被我直接毒害了——

　　1963年，李付元毕业在即，苦思毕业作品：背景是农家小院，院里两头大黑牛，加上鲜红的辣椒，“画面以形的量感与色的对照突出了形式美”。吴冠中给他打了5分，但系里用集体评分的办法改评为2分。

　　“我在楼下听到他们吵得很激烈。赵域是学院领导，反右后，他取代卫老掌握了教学方向。他对吴先生这样被‘央美’赶出的‘资产阶级’很排斥。”李付元忿忿地说。

　　最终他被责令重新创作，延迟毕业。吴冠中安抚他，“不管他！你这盆辣椒，有人吃不了！”“‘不管他’这3个字，他说得硬气，也跟了我一辈子。”李付元睁大了双眼。

　　1964年，文化部下令撤消北京艺术学院。吴冠中与卫天霖调到中央工美任教。其时，正逢李付元等人毕业离校。李付元恍惚记得，最后一课，吴冠中对学生们语重心长：你们刚跨入艺术门槛。我现在看着你们，就像站在港口观望千万艘船挤入大海，驶向远方。前面是巨浪礁石，就看你们自己如何驾驶了。

　　“911部队”和“粪筐画家”

　　“文革”爆发了，红卫兵来抄家，孩子们帮着吴冠中毁掉裸体油画、素描、速写，“这一次毁尽了我在巴黎的所有作品，用剪刀剪，用火烧。”

　　留在巴黎的老同学已成为名画家，回国观光，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能服气？吴冠中问自己。在写给熊秉明的信上他说：“今生不能相见了，连纸上的细说也不可能。人生短，艺术长，但愿我们的作品终得见面，由它们去相对倾诉吧。”

　　他在“四清”运动时患上了肝炎，一度食欲全无，终日恹恹地躺在竹椅上，守着个破败的大杂院，“精神沉入死海中”。

　　幸而“文革”发动时，他到工美不久，“放毒”有限。如果北京艺术学院没撤，他恐难自保。

　　“吴先生这点挺幸运，在‘文革’中没有元气大伤，属于‘靠边站’的队伍。”满头白发的画家王怀庆，1964年考入“工美”。

　　“文革”头4年，老院长张仃、老画家庞薰琹等被批斗。校内派系混战，老师无心教学。吴冠中和几个教师，被强令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在系办公室待命，自嘲为“911部队”。

　　1970年，北京所有文艺院校奉上级指示下乡，接受改造。“工美”师生一起到了河北获鹿李村。“不准画画、不准出村、不准串联。师生编在一个连，在军队的管制下，白天强体力劳动，晚上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过着集中营式的生活。”王怀庆苦笑一下。

　　在李村，吴冠中与阿老住在一起。阿老是老共产党员，擅长速写、宣传画。

　　那会他还在跟人讲，阿老人非常好，但我跟他的艺术观点绝不同。

　　“他认为阿老的作品和华君武的类似，不算纯艺术。”袁运甫笑笑，1960年代他任“工美”装饰绘画系主任。

　　在李村，吴冠中为3件事痛苦，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让画画。

　　第二件，痔疮严重。据吴自己说，脱肛大如红柿子，痛得不能走路，“做了一件类似妇女用的月经带，托着痔疮走路，在行刑中种地。”

　　还有一个“十五贯”事件。

　　吴冠中被连里安排放鸭。某日，一只小绒鸭翻身死掉。有人向指导员报告，他对鸭子搞阶级泄愤。连队让他坦白。他分外憋屈，晚上与人诉苦：“真是《十五贯》冤案。”指导员把他叫到连部，拍桌子吼：“老子上《水浒》了！《十五贯》不是《水浒》吗？你以为我没有看过？我要发动全连批判你！”

　　“我亲眼瞧见过他在荒芜的冀中平原上来回行走。”王怀庆说，“吴先生很情绪化。有一回他在连队闹肚子，吃黄连素好了。他就宣称，以后干脆什么药都别生产了，就生产黄连素。”

　　“林彪事件”过后，李村的气氛相应松弛，周末允许作画。

　　吴冠中买来村里写语录的小黑板作画板，用老乡的粪筐作画架，学生们笑称“粪筐画家”，模仿者众，诞生了“粪筐画派”。

　　村前村后，他在平常景物中寻找新颖的素材。每天傍晚，蹲在藤蔓交错、瓜叶缠绵的海洋中，摸索美的规律和生命的脉络。在庄稼地里作了画，回到房东家，孩子们围拢，他索性在院内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