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jamin Friedman：我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认为，为社会公民广泛分享的收入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促进机会开放，容忍、公正和民主承诺等诸多社会特性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社会特性将取代人民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后者毕竟是人的天性。然而，当经济增长对社会整体来说是成功的——也即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经济利益被广泛分配时，增长的积累性后果就将带来社会、政治、以及社会道德的进步。

　　增长的道义

　　很多事情，看起来不相关，其实是相关的。

　　当一家名为富士康的代工企业遭遇史无前例的劳工悲情开始北上内迁之时，远在太平洋的彼岸，奥巴马签署了一部名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金融法案。

　　富士康传出大举内迁消息后，郭台铭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座上宾。消息说，为了让富士康落户，武汉政府为东湖高新区投资28亿元，并进行了配套建设，甚至将高新区附近的轩盛·湾郡别墅项目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富士康。

　　而那部号称史上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既没有限制“金融创新”，也没有兴趣监管美国金融机构的国际业务。自由随意、条款含混、杠杆高企、场外交易的各类金融衍生品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而美国金融机构则可以通过跨国投机再度将风险传递给整个世界。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后危机时代，这些不相关的事情不过再次显示，资本，作为试图重新主宰世界的力量，已经重新出发，尽情放纵。

　　这让增长的道义再次浮出水面：我们仍然要追问，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谁能主持立场，谁能维持道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对本报表示，国家重建中立立场，调处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已经正当时。

　　市场和国家：逐利的限度

　　在美国政商界，反对政府干预的声音依旧响亮。

　　《多德-弗兰克法案》未获通过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博纳就公开质疑法案监管力度，声称用这项法案防范金融危机就像“动用核武器杀蚂蚁”。

　　法案甫一通过，金融界专业人士就开始杯葛政府监管的效力。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自己的博客里写到：《多德-弗兰克法案》赋予了一些政府部门相当多的额外决定权；而事实上，当危机酝酿时，美联储等监管机构，本可以及时动用手中的权力阻止危机的深化

　　加里·贝克尔的质疑并不新鲜。2005年5月，美国市场上金融衍生品早已泛滥，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坚持认为，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到了2008年，格林斯潘却只能痛心疾首地表示，美联储没有及早掌握次贷市场的真实情况。

　　其实，华尔街本轮金融危机，正是过去十年里，新自由主义逐渐掌控政府经济政策，过度放纵资本逐利性的结果。美国著名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解释到，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其第一特点就是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

　　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监管，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

　　2000年，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小布什赢得大选。

　　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由6.5%到降到1%。宽松的信用和流动性过剩推动美国资产价格迅速上涨。资本逐利本性被无限放大。当2004年6月30日，意识到问题不对的美联储开始重新升息，但为时已晚。到2006年，美国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违约现象大量增加，危机已难于避免。

　　且不论政府干预是否像新自由主义者说的那样缺乏效率，新自由主义者单纯依靠市场自律的监管方针早已宣告失败，无条件信任市场的结果是普遍的道德败坏。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普通人对华尔街的怒火也很好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在2009年11月的北京论坛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Peter J. Katzenstein告诉记者一个小插曲：当一位与会的华尔街银行家向身边的美国人介绍完自己身份后，另一位与会者毫不留情地吼道：“滚出去”。

　　新自由主义者对资本的放纵，触及了金融业外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底线。《多德-弗兰克法案》也明白限制了金融界的“自营交易”。有金融界人士不无郁闷地评价说，这是对金融家的“道德”最明显的质疑。

　　不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已经大打折扣。虽然奥巴马豪言，这开启了美国金融监管的新时代，但外界反应普遍审慎。

　　哈佛大学 William Joseph Maier政治经济学教授弗里德曼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把这一法案当作持续的金融改革的开端，那么它是富有成效的第一步。但如果我们把这一法案当作美国金融改革的终结——直到发生下一次金融危机，那么这会很令人失望。”

　　相比预测监管改革的前景，更容易的或许是肃清新自由主义潮流中“经济学帝国主义”(即简单地用经济学各种原理解释其他社会领域行为)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

　　凯恩斯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鼻祖，他曾经说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其对错，都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有力得多。实际上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些思想统治着的。讲求实际的人们以为自己能与所有精神世界中的影响绝缘，却到头来只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而已。”

　　随着经济生活日益主导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判断，经济学的各种原则，尤其是“逐利第一的经纪人假设”逐渐主导了部分人的行为和思考。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屡禁不绝的“毒奶粉”事件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注脚。

　　弗里德曼援引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的观点表示，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立一个“社会的人性制度安排”。

　　在资本高度控制市场、深刻影响社会的同时，金融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不得不需要外力的介入。在汪晖看来，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助力，而更重要的是国家站在什么立场上介入。

　　资本和劳动：自由的天平

　　6月4日，在历经十九天罢工、六个小时的艰苦谈判后，广州本田的员工代表、资方和政府达成三方协议，协议承诺，工人最低月薪从1544元上调至1910元，涨幅24%。

　　本田罢工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自发斗争而来的。“本田罢工事件证明，工人仅有经济补偿是不够的，劳动的声音在公共社会必须有一个长期的、体制性的表达渠道。”汪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评价说。

　　本田罢工结束两周后，6月21日，全国总工会在下属《工人日报》头版刊登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建议，“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过，报告研究组同时表示，希望外界不要“过度解读”该报告。

　　对于全国总工会的含蓄，汪晖认为，“国家需要建设一个中立的，甚至更多倾向劳动和大众的调解机制”， 这关乎增长的正义。

　　一个普遍的现实是，资本在国内市场的流动相当自由。武汉等地方政府对富士康内迁的极大兴趣再度证明，只要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表示出“不优惠就转去其他地方投资”的态度，资本就足以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占得上风。

　　然而，在资本泛滥的当下，除了给地方留下GDP数字和政绩外，也不能不重新叩问：在资本和劳动者尊严、福利的矛盾间、在资本掠夺性开发资源等时刻，“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只手是否同样有作为。

　　在一系列经常被扭曲的话题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被置于面目全非的境地。新自由主义把所有问题的根源归结于“资本-官有”的矛盾，认为只要反对“官有”，继而反对国家干预，市场就能自己解决一切问题。

　　但今天的问题，不是一个在“资本”或“官有”中二中择一的问题，而是要追问，资本对“有形之手”是否渗透的太凶了，甚至让后者成为资本的代言人。

　　在危机及后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已经声名狼藉。汪晖认为，增长的正义，关乎社会分配的公平化，离开国家的角色是不可能的。社会需要一个中立的调解者。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个调解者还是非国家莫属。

　　一个新的事实是，国家主义的抬头，正如日本前财相竹中平藏所说的，“有形之手”所直接操刀的财政杠杆工具，将直接培育新的利益集团。资本虽然分化，当仍占据天平最有利的一边。

　　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魔咒，也是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的一个契机，当北欧福利主义模式还远没到普世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