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土：复原的代价

　　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洗矿水的污染往往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40年之前，日本通过立法，形成一套全方位从河流到土壤到受害者安置的系统方案，南都记者了解到，在治水方面，这套方案已经取得了效果，神通川河水现在已经基本正常。

　　然而和治水相比，治土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过程，在1971年土壤污染被列入公害之后，日本制定了《土地污染防治法》，按照此法，各地方政府必须自行安排土地调查，由地方指定污染地区，然后自行制定修复计划。

　　经过富山县调查，有1500公顷土地需要修复(镉含量可能或者肯定在0.0001%以上)。但最后，实际需要修复的土地缩减到了856公顷，其余土地被改变用途。

　　“修复土地的缩水是因为，在三井和当地居民签订的誓约书中，只规定了农业用土地必须恢复”，痛痛病律师团成员水谷敏彦律师告诉南都记者。

　　复原土壤实在太贵了，以至于三井公司为了减少复原面积，甚至宁愿为富山县修建更大的机场。在富山机场，有一块宽阔可同时容纳几百辆车的露天停车场，是日本国内罕见的免费机场停车场，就是在这次扩建中搭建的。

　　并且，水谷律师说，三井出于改变土地用途的目的，也希望帮助当地发展经济，这样便有更多人可以从农业中解脱出来，可以令农用地减少。但他补充说，收效并不高，因为富山县仍然是以农业为主。

　　关于客土的费用，日本环境省官员向本报介绍，现在修复1公顷土地的费用，大约是2000万到5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相当于几百万元)。记者查看了《神通川流域污染农地复原表》，记录过去40年的土壤修复费用，共约42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将近30亿。而这还不是终点。

　　土地修复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最终，三井虽然承诺，但无法承担所有土地赔偿费用，在和地方商议后，三井公司的负担减轻到了39.39%，剩下的将近六成，由国家和富山县各自负担，作为更小行政单位的市町也会相应承担一小部分。

　　日本人开起了数字的玩笑，他们说，减轻负担之后的公司负担比例“39.39%”，像英语“ThankyouThankyou”的谐音，正好是“谢谢国家，谢谢政府”的意思。

　　“承担比率以及计算依据通常因地而异”，日本环境省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对三井公司的负担作了补充，对于相关单位的费用承担比率，一般是根据公害治理费事业者负担法，由地方政府具体确定。由于换土同时会伴随道路和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将防止公害目的以外的施工部分让事业者承担。因此，“对于这些不能让事业者承担的部分，就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来承担了”。

　　难题：受害者如何证明自己

　　按照70年代制定的标准，富山县的土地复原将在明年基本结束。但痛痛病的影响还在继续。

　　水谷是加入到痛痛病受害者辩护团中年轻律师的代表，令老一代律师欣慰的是，有年轻人的加入，不仅可以继续保护受害者权益，也可以继续监督三井公司，让污染的噩梦不再出现。

　　痛痛病患者协会和律师辩护团结起来的历史已经维持了40多年。痛痛病辩护团的前身正是70年代的律师诉讼辩护团。在1972年痛痛病诉讼全部取得胜利之后，大多数外地律师离开了这个团体，但本地律师留了下来，并且还陆续有新人加入。但他们的关注领域已经和之前大不相同。

　　水谷告诉记者，在1972年签署和赔偿有关的三个誓约书之后，环境受害者都可以“顺着规则走”，没有人再单独提出上诉，但“在土地没有完全复原之时，我们便没有完全胜利”。

　　而明年的土地修复结束，也并不意味着终点，律师团不会解散，水谷说，“可能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比如在工厂和受害者之间，仍维持着一种虽信任但紧张的关系。受害者团体仍怀疑患者认定过程中可能存在某种可以操纵的内置程序。受害者团体也怀疑，富山县有意控制认定受害者的数量。水谷律师便希望建立一套公害健康不服审查系统，来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

　　这套系统曾经发挥过作用。1992年，经过律师的争取，有5个在过去没有被指定为痛痛病的人被认定。1993年，13名曾经被排除在外的患者被认定为痛痛病受害者。

　　测量血液中的重金属含量并非难事。青岛医生告诉记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只需要100立方毫米血样，就能准确测量血液中的重金属含量。

　　但在全世界范围内，环境受害者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 如何证明自己。有时候他们缺乏相应的知识，有时候他们缺乏必要的帮助。

　　即使像痛痛病这样判断标准非常明确的疾病，仍然存在一些不可控因素。究竟谁是环境受害者？谁应该得到赔偿？

　　争议：如何甄别潜在受害者

　　环境受害者认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同样充斥在水俣病的诉讼过程中。水俣病是发生在水俣市的海洋甲基汞污染事件，在食用含有甲基汞的鱼贝后，附近居民出现了神经系统中毒的各种症状，至今已有1440名受害者确定因水俣病死亡。

　　一位同时在日本环境省保健业务室和特殊疾病对策室工作的官员，恰好参加了这两种公害病的理赔工作。他向南都记者比较了这两种病的认定方式，认为水俣病认定比痛痛病困难很多。

　　他说，至少痛痛病的临床表现，所有人都比较认可，而水俣病则更为复杂，比如水俣病的表现是神经迟钝、触觉麻木，很难用仪器去测量。而且其他类型的疾病也很容易引发神经系统疾病。于是水俣病成为更为复杂的公害事件，环境省也专门成立了针对水俣病的特殊疾病对策室。

　　这位官员说，“作为一项社会政策，要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政府只能做到尽量让大多数人满意”。水俣病受害者认定异常艰难，不仅因为人数众多，而且因为政府谨慎态度造成的不信任感觉，令很多潜在的环境受害者不满。

　　日本政府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压力。针对社会上的批评，怎么让大家形成一个可以接受的认可标准，一直苦无良策。直到去年，有议员立法提出，在“受害者”之外，在外围确定一批“轻度受害者”，由企业给与一次性补偿，同时由政府在医疗上给出保险补偿。

　　这个办法已经在去年确定，现在水俣市正对可能的外围受害者进行甄别。

　　阴影：比土地修复更难

　　重金属污染给日本留下的课题远不止于此。

　　从1976年开始，重金属污染检查在日本全境铺开。只要是有可能产生污染的地方，都进行了调查，比如后来被证明存在镉污染的秋田。在水俣病的发生地熊本、新潟，也分别进行了针对化学元素汞的调查。

　　日本一共有几十平方公里土地需要深度修复，茅野充男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大都通过换土的方式得到了改善。但在明年，日本将执行更严格的世卫组织标准(C D E X )，这意味着日本将多出几乎和原来相等的需要修复的土地面积。

　　日本环境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并未回避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执行新的标准后，复原土壤将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换土是从70年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方式，科学家们也在重新审视，希望找到一种更经济的方法。秋田大学用长香谷来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经过三年实验，土壤里的镉下降了15%，一些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有前景而且省钱的方式。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发明最经济的方式来修复土壤，在欧洲，科学家实验电极吸附，而在中国，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同斌也在试验用蜈蚣草来吸附土壤里的剧毒重金属砷。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任何国家都会被证明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明年是首位痛痛病患者受害100年纪念，而令受害者协议会忧虑的是，年轻人或许已经忘记了神通川曾被污染的历史。而同时，重金属污染的危险在日本已经非常普及。记者在日本采访期间，正好看到东京的报纸上有一期封面，对东京筑地海鲜市场搬迁计划狂轰滥炸，就是因为待迁地是工业垃圾填海造地而成，这块陆地重金属超标可能上万倍。

　　工业界则在不断改善，三井矿业仍然在神冈山中冶炼矿石，但从这个世纪初开始，随着矿石品质下降，原料改为从国外进口。

　　神通川江水已恢复清澈，但重金属污染的阴影仍未全部消除，长期照顾病人的青岛惠子医生远眺河水，心情不能平静，令她忧虑的是，河床里还积淀着富含镉元素的河泥，无法除去。

　　而对于像彬野这样的受害者，无论土地如何修复，也不足以补偿她。痛痛病对三井公司或许是经济损失，但对她来说，却是被消磨的全部生命。

　　痛痛病

　　又叫骨痛病，是因镉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污染而引起的，影响面很广，受害者众多，所以被公认为是“公害病”。

　　镉进入人体，使人体骨骼中的钙大量流失，使病人骨骼软化、身体萎缩、关节疼痛。人的骨骼出现严重畸形，严重时，一些轻微的活动或咳嗽都可以造成骨折。最后，病人饭不能吃、水不能喝，卧床不起，呼吸困难，病态十分凄惨，终于在极度疼痛中死去。

　　在日本明治初期，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在神通川上游发现了一个铅锌矿，于是在那里建了一个铅锌矿厂。这个工厂在洗矿石时，将含有镉的大量废水直接排入神通川，使河水遭到严重的污染。河两岸的稻田用这种被污染的河水灌溉，有毒的镉经过生物的富集作用，使产出的稻米含镉量很高。人们长年吃这种被镉污染的大米，喝被镉污染的神通川水，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慢性镉中毒，痛痛病实际就是典型的慢性镉中毒。

　　水俣病

　　是指人或其他动物食用了含有机水银污染的鱼贝类，使有机水银侵入脑神经细胞而引起的一种综合性疾病，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公害病之一。“水俣病”于1953年首先在日本九州熊本县水俣镇发生，当时由于病因不明，故以地名称之。

　　水俣病实际为有机汞的中毒。患者手足协调失常，甚至步行困难、运动障碍、弱智、听力及言语障碍、肢端麻木、感觉障碍、视野缩小；重者例如神经错乱、思觉失调、痉挛，最后死亡。发病起三个月内约有半数重症者死亡，怀孕妇女亦会将这种汞中毒带给胎中幼儿，令幼儿天生弱智。

　　这期报道是中国重金属污染调查系列报道的延续，我们选择关注邻国的经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各地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其中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环境病症，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

　　除了南都记者特赴日本带来的报道，我们还关注了中国本土的土壤污染修复案例。中国正在经历和日本上个世纪同样迅速的经济增长期，污染也在同步增长，新世纪以来，和重金属有关的环境事件愈见频繁。而中国的土壤污染治理也在不断摸索的过程当中。记者从环保部了解到，全国的土壤污染调查已经完成，重金属治理的规划(2010-2015)修编也已上报国务院并于近期公布。土壤的环境立法已经迫在眉睫，我们采访了两位参与立法研究的专家，他们的急迫背后是严峻的现实。

　　不管是空气中的铅，还是污水里的镉、砷，在逐渐沉淀之后，最后的归属都是土地。科学研究表明，水稻的根系生长于25厘米之上的土壤表层中，而这一层也正好是重金属最富集的所在。

　　公害病患者相继离世，河流逐渐自我净化，土壤的污染却不会自动解除，即使过千百万年，它仍然稳定地存在，这正是重金属污染的特殊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不乏技术和财力的日本，修复土壤的任务仍未完成。而对于中国，它在未来又会成为怎样困难的一个任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