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昆山，最引为自豪的“财富”是什么？

　　答案不是2005年730亿元的GDP，也不是116.82亿元的财政收入。昆山执政者的回答是，“富民的指标上去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的口袋鼓起来了。”

　　“不是达到了GDP、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就意味着进入了全面小康。小康社会必须

是一个不含水分、人民群众得实惠、老百姓一致认可的小康社会。”昆山市委书记曹新平这样评价。

　　“小康社会建设最核心的指标是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而最有难度的指标是农民收入。”昆山市市长张国华说，“百姓不富，农民不富，我们的GDP数字再高，也没有意义。”

　　富不富，农民说了算

　　昆山的农民富了吗？到底有多富？通常惯例是，依据统计局的调查结果。

　　但是，昆山人将衡量的标准交给了农民。让全市农民群众自行申报收入情况，自己衡量是否达到小康标准。

　　一场关于农民收入的调查从2005年6月开始，历时一个月，所有申报资料经农民签字认可后全部存档。农民申报显示，2004年昆山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8922元，2005年预计人均纯收入9496元，其中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的家庭占56.3%，人均纯收入在5000 8000元的家庭占34.5%。

　　对照统计局与农民自报的两组数据，后者高于前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及理论思考课题组成员、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曲福田的评价是“藏富于民”。他说，这说明老百姓钱包里的实际收入更高，昆山农民的小康“没有水分”。

　　让农民自报收入，不仅仅是统计方法的变更，它折射的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既要亲商，也要富民

　　“亲商、安商、富商”，是昆山招商引资的名片。在昆山的台商中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台商顾太太一次半夜两点给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打电话，说她的老公不见了。很快，管委会三辆车开出去寻找，终于在公路边上发现了顾先生的车。原来，他驾车从上海回昆山，太累，在车内睡着了。他们立即向顾太太打电话报平安。这件事情使台商感动万分。

　　此类事例在昆山举不胜举。但也有人追问，如果有位农妇家里发生了同类事情，会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这给昆山的执政者出了一个严峻的考题。

　　市委书记曹新平说，近年来昆山的GDP和财政收入年增长率达到了四五十个百分点，而农民收入增长始终在5 7个百分点中徘徊。我曾经在一次会上讲过，我们的干部注重“亲商、安商、富商”是好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爱民、安民、富民”。重商轻民的根本原因，是忘掉生产力的根本目的，自觉不自觉受到城乡两元结构下轻农问题的影响。

　　2005年春节后，昆山对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标准进行了重大调整，7大类35项新指标替代了过去的2大类20项指标。新考核强化了对“富民工作”、“和谐社会”等方面的考核。农村医疗保障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首次作为重要大项列入新的考核体系。

　　考核方式的转变，促使乡镇干部真正树立起“民富为本”的观念。如今，昆山市镇村三级领导只要打开电脑，在农村家庭资料数据库中即可查到全市每户农民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基本情况(人口、年龄、承包土地等)、技能培训、劳动力就业、物业经营和家庭收入5大类82个指标。

　　昆山农民的小康路径

　　在“民富为本”的执政理念和考核体系“鞭策”下，昆山积极拓展富裕农民的现实路径，在致富源泉的创新上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路径一：房东经济

　　农民吴火林，43岁，玉山镇火炬村村民，拆迁后2004年入住枫景苑B区57号楼一套120平方米的公寓房。根据政府“拆一还一”的动迁保障政策，他目前拥有3套住房，自己住一套，另两套出租，租金一个月共1430元。三套房子按照市价算起来，超过百万资产。

　　昆山市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住房拆迁户，采取“拆一还一”，即拆除一平方米还一平方米的面积。为了征地补偿政策的出台，曹新平和张国华分别听了八次征地补偿的汇报。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征地是政府行为，安置也应该是政府安置。”

　　路径二：“三有工程”、“富民合作社”

　　千灯镇大唐村59岁的王关根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去年村支书借他5万元，他自己开了个加工五金的小厂，儿子跑供销，媳妇在厂里上班，全家一年总收入8万没问题，比2004年翻了一番。加上村里富民合作社的入股分红，年底能分红3500元。昆山市2004年在全市城乡特别是农村实施“人人有技能、个个有工作、家家有物业”为主要内容的“三有工程”，鼓励百姓就业、创业和置办物业。在实施“三有工程”中，该市涌现了很多富民合作社，富民合作社按照自愿原则向村内农民筹集资金，然后进行统一运作，所产生的利润再进行统一分配。

　　路径三：五道保障

　　朱建妹是锦溪镇文昌阁风景区边开小店的普通农民。2003年3月20日，省委书记李源潮在昆山锦溪调研时，经过朱建妹的小店，便上前攀谈起来：“日子怎么样？”朱建妹实话实说：“吃得饱，穿得暖，还有小店开，挺好！就是有一个担心。”李书记问：“担心什么？”朱建妹说，“担心生大病。”

　　因病致贫，在农村并不鲜见。2004年，昆山市委市政府形成共识，“现在是解决农村医保的最佳时期。有条件不做不但保守，更对不起农民兄弟。”

　　昆山市财政拿出近6亿元，积极反哺农民，建立起以低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拆迁补偿、征地补偿为主体的农民“五道保障”。低保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险综合覆盖达到99%以上，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9%以上。

　　昆山“富民优先”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富民效应。三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4.7%和10.5%。如今，昆山的农民已基本实现“业有所就，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扶，贫有所济”。

　　把富民放在什么位置

　　突破农民增收瓶颈、拓宽农民致富路径，昆山的经验对全省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但更深的意义远不止这么简单。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先有后。昆山一些富民的做法，在“财政羞涩”的地方暂时还没法一步到位。比如，土地补偿标准，农民的医疗保险等。

　　但是，透过昆山的富民路径，我们看到了昆山市委、市政府“富民优先”的理念，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民富为本”思想。

　　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曲福田说得好，“三农”问题的解决，难，也不难。关键看把富民放在什么位置。城乡统筹过程中，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位置，这才有了制度方法上的新思路，新办法。

　　“领导关心GDP，老百姓关心人民币；领导关心招商引资，老百姓关心就业工资；领导关心和谐小康，老百姓关心幸福安康。”这是千灯镇党委书记王金兴说起的顺口溜。

　　“解决‘三农’问题，绝不是恩赐，而是我们的本分。农民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和牺牲，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为他们的切身利益想一想？”这是昆山市委书记曹新平的反问。

　　采访结束前，记者又听到一个新消息，《关于制定昆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富民优先”成为五大战略之首，25项指标中，17项涉及富民。张国华市长称这是个“富民规划”。

　　所有这些，都彰显了昆山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而富裕农民更是加快发展的原动力，没有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和投身建设，发展和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富民优先：昆山发展的原动力

　　小康昆山，最引为自豪的“财富”是什么？

　　答案不是2005年730亿元的GDP，也不是116.82亿元的财政收入。昆山执政者的回答是，“富民的指标上去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的口袋鼓起来了。”

　　“不是达到了GDP、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就意味着进入了全面小康。小康社会必须是一个不含水分、人民群众得实惠、老百姓一致认可的小康社会。”昆山市委书记曹新平这样评价。

　　“小康社会建设最核心的指标是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而最有难度的指标是农民收入。”昆山市市长张国华说，“百姓不富，农民不富，我们的GDP数字再高，也没有意义。”

　　富不富，农民说了算

　　昆山的农民富了吗？到底有多富？通常惯例是，依据统计局的调查结果。

　　但是，昆山人将衡量的标准交给了农民。让全市农民群众自行申报收入情况，自己衡量是否达到小康标准。

　　一场关于农民收入的调查从2005年6月开始，历时一个月，所有申报资料经农民签字认可后全部存档。农民申报显示，2004年昆山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8922元，2005年预计人均纯收入9496元，其中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的家庭占56.3%，人均纯收入在5000 8000元的家庭占34.5%。

　　对照统计局与农民自报的两组数据，后者高于前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及理论思考课题组成员、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曲福田的评价是“藏富于民”。他说，这说明老百姓钱包里的实际收入更高，昆山农民的小康“没有水分”。

　　让农民自报收入，不仅仅是统计方法的变更，它折射的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既要亲商，也要富民

　　“亲商、安商、富商”，是昆山招商引资的名片。在昆山的台商中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台商顾太太一次半夜两点给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打电话，说她的老公不见了。很快，管委会三辆车开出去寻找，终于在公路边上发现了顾先生的车。原来，他驾车从上海回昆山，太累，在车内睡着了。他们立即向顾太太打电话报平安。这件事情使台商感动万分。

　　此类事例在昆山举不胜举。但也有人追问，如果有位农妇家里发生了同类事情，会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这给昆山的执政者出了一个严峻的考题。

　　市委书记曹新平说，近年来昆山的GDP和财政收入年增长率达到了四五十个百分点，而农民收入增长始终在5 7个百分点中徘徊。我曾经在一次会上讲过，我们的干部注重“亲商、安商、富商”是好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了“爱民、安民、富民”。重商轻民的根本原因，是忘掉生产力的根本目的，自觉不自觉受到城乡两元结构下轻农问题的影响。

　　2005年春节后，昆山对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标准进行了重大调整，7大类35项新指标替代了过去的2大类20项指标。新考核强化了对“富民工作”、“和谐社会”等方面的考核。农村医疗保障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首次作为重要大项列入新的考核体系。

　　考核方式的转变，促使乡镇干部真正树立起“民富为本”的观念。如今，昆山市镇村三级领导只要打开电脑，在农村家庭资料数据库中即可查到全市每户农民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基本情况(人口、年龄、承包土地等)、技能培训、劳动力就业、物业经营和家庭收入5大类82个指标。

　　昆山农民的小康路径

　　在“民富为本”的执政理念和考核体系“鞭策”下，昆山积极拓展富裕农民的现实路径，在致富源泉的创新上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路径一：房东经济

　　农民吴火林，43岁，玉山镇火炬村村民，拆迁后2004年入住枫景苑B区57号楼一套120平方米的公寓房。根据政府“拆一还一”的动迁保障政策，他目前拥有3套住房，自己住一套，另两套出租，租金一个月共1430元。三套房子按照市价算起来，超过百万资产。

　　昆山市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住房拆迁户，采取“拆一还一”，即拆除一平方米还一平方米的面积。为了征地补偿政策的出台，曹新平和张国华分别听了八次征地补偿的汇报。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征地是政府行为，安置也应该是政府安置。”

　　路径二：“三有工程”、“富民合作社”

　　千灯镇大唐村59岁的王关根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去年村支书借他5万元，他自己开了个加工五金的小厂，儿子跑供销，媳妇在厂里上班，全家一年总收入8万没问题，比2004年翻了一番。加上村里富民合作社的入股分红，年底能分红3500元。昆山市2004年在全市城乡特别是农村实施“人人有技能、个个有工作、家家有物业”为主要内容的“三有工程”，鼓励百姓就业、创业和置办物业。在实施“三有工程”中，该市涌现了很多富民合作社，富民合作社按照自愿原则向村内农民筹集资金，然后进行统一运作，所产生的利润再进行统一分配。

　　路径三：五道保障

　　朱建妹是锦溪镇文昌阁风景区边开小店的普通农民。2003年3月20日，省委书记李源潮在昆山锦溪调研时，经过朱建妹的小店，便上前攀谈起来：“日子怎么样？”朱建妹实话实说：“吃得饱，穿得暖，还有小店开，挺好！就是有一个担心。”李书记问：“担心什么？”朱建妹说，“担心生大病。”

　　因病致贫，在农村并不鲜见。2004年，昆山市委市政府形成共识，“现在是解决农村医保的最佳时期。有条件不做不但保守，更对不起农民兄弟。”

　　昆山市财政拿出近6亿元，积极反哺农民，建立起以低保、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拆迁补偿、征地补偿为主体的农民“五道保障”。低保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险综合覆盖达到99%以上，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9%以上。

　　昆山“富民优先”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富民效应。三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4.7%和10.5%。如今，昆山的农民已基本实现“业有所就，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扶，贫有所济”。

　　把富民放在什么位置

　　突破农民增收瓶颈、拓宽农民致富路径，昆山的经验对全省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但更深的意义远不止这么简单。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先有后。昆山一些富民的做法，在“财政羞涩”的地方暂时还没法一步到位。比如，土地补偿标准，农民的医疗保险等。

　　但是，透过昆山的富民路径，我们看到了昆山市委、市政府“富民优先”的理念，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民富为本”思想。

　　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曲福田说得好，“三农”问题的解决，难，也不难。关键看把富民放在什么位置。城乡统筹过程中，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位置，这才有了制度方法上的新思路，新办法。

　　“领导关心GDP，老百姓关心人民币；领导关心招商引资，老百姓关心就业工资；领导关心和谐小康，老百姓关心幸福安康。”这是千灯镇党委书记王金兴说起的顺口溜。

　　“解决‘三农’问题，绝不是恩赐，而是我们的本分。农民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和牺牲，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为他们的切身利益想一想？”这是昆山市委书记曹新平的反问。

　　采访结束前，记者又听到一个新消息，《关于制定昆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富民优先”成为五大战略之首，25项指标中，17项涉及富民。张国华市长称这是个“富民规划”。

　　所有这些，都彰显了昆山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而富裕农民更是加快发展的原动力，没有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和投身建设，发展和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06-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