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红色铁流涌动(图)

　　兴国县将军园内的大型浮雕。

　　《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与《清平乐会昌》

　　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使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局面。

　　虽然毛泽东只保留了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个虚职，但是王明一伙仍然寻找各种借口，妄图逼毛泽东离开中央苏区。1934年4月下旬，毛泽东来到了中共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的文武坝。

　　一到文武坝，毛泽东就与粤赣省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分别进行了交谈，深入了解南方战线和地方工作的情况。同时，还参加了粤赣省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就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提出具体的意见和要求：巩固苏区工作，深入土地革命，纠正只分坏田给富农的错误做法；扩大游击区，向安远、寻乌一带发展；做好对白军的工作，尽量消除赤白士兵间的对立；组织余粮大米输出，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恢复钨砂的生产和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由于毛泽东对粤赣省工作的正确指示，使南线形势出现了新的喜人变化。在整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的情况下，南线形势大为好转，整个战线局势稳定，游击战争纷传捷报，群众的政治热情重新高涨，红军指战员信心倍增。

　　南线形势的好转，使毛泽东看到了希望，也受到了鼓舞。7月23日清晨，毛泽东带领粤赣省的一些干部和红军战士，从文武坝出发，渡过绵江，经黄坊，健步登上会昌城外高峰——岚山岭（现称会昌山）。毛泽东站在高山之颠，纵览根据地的锦绣河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回到文武坝以后，连夜写下了《清平乐会昌》这首词。

　　虽然南线出现的转机未能扭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最后被迫实行长征的形势，但是，毛泽东写下的《清平乐会昌》这首词，却记下了第五次反“围剿”中曾经出现过的希望，记下了会昌人民和红军战士为保卫苏区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记下了毛泽东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以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长征的出发地。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瑞金、会昌、兴国将军县让人耳熟能详。江西为中国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5万人之多……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10月7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各军团，从江西瑞金、会昌、兴国、福建长汀等地向集结地于都开进，准备突围转移。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中央根据地除留下项英、陈毅、毛泽覃等苏区中央局委员，以及红24师、10多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外，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等军团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辞别乡亲父老，跨过于都河，开始了漫漫征途。

　　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苏区人民，史料记载，中央根据地失守后，留守瑞金的红军干部及人民群众被杀害者达12万余人，宁都被杀绝8300多户，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

　　9月初，本报《循诗读长征》报道组记者来到赣南，辗转于会昌、瑞金、兴国和赣州之间，追寻70年前那段硝烟弥漫岁月中或感人、或悲壮的红色记忆———

　　刘家祁

　　铁流西征九死一生

　　采访时间———8月30日

　　地点———瑞金竹头下巷

　　历史背景———“红色故都”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1931年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呼由此诞生。

　　1933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瑞金，驻沙洲坝下肖村。同年4月，原驻叶坪的中央机关一并迁至沙洲坝。1934年7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同时，中央党、政、军、群机关从沙洲坝迁往云石山。10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出发的第5号命令。当晚，中央机关从云石山出发，率领主力红军8.6万人撤离苏区开始长征。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瑞金儿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1932年瑞金人口为24万，参加红军的有4.9万人，参加游击战争的有3.8万人，参加拥军支前工作的有2.6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一半。这其中有3.5万人参加长征，在长征路上牺牲的瑞金儿女达1.08万人。在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里能查到有名有姓的烈士为17166人。

　　初到瑞金，本以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找寻有关红色的记忆是该信手拈来的，因为根据瑞金市委老干部局今年年中统计，健在的瑞金籍老红军应该是有46位。而在确定采访对象前，老干局副局长郭晓英对名单进行了再次核对，回到记者手中的名单因此发生了少许变化———三位老红军的姓名前被加注了小小的红叉。

　　从三个符号的大小来看，加注者显然是在有意淡化它们的出现，尽管符号是那样的简单，但跃然纸上的三处红色交叉还是表示着，又有三抹红色记忆在不经意间已悄然逝去。

　　“健在的瑞金籍老红军只有4人居住在瑞金当地，但只有两人还能叙述当年的经历。”按照郭晓英副局长的指引，记者在瑞金市竹头下巷49号寻访到了其中一位老人———94岁高龄的刘家祁。

　　出乎记者的意料，94岁的刘家祁是亲自为来客打开的院门，在他居住的典型赣南民居内，老人特意去换上了一身红军军服，儿媳妇说这是老人迎客最喜欢穿的衣着。在瑞金当地，出生在二十世纪初的人很少有人像刘家祁这样受过系统的教育，这也让老人成就了年少时的抱负，有幸见证了这片中国最早的红色土地所经历的沧桑变革。

　　早在1927年，刘家祁就曾在求学期间秘密接触有关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凭借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进入瑞金取得了著名的“大柏地战斗”胜利，并提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大背景，时年17岁的刘家祁参加了瑞金黄柏区（现黄柏乡）的武装暴动，在武阳、安治等地暴动的策应下，攻打驻扎在县城的国民党军队。

　　按照老人的记忆，黄柏区的暴动“无一伤亡”，当年年底瑞金县革命委员会也顺利成立，第二年8月，邓小平就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因为早期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刘家祁在1931年5月成为瑞金县黄柏区少共区委书记。红色政权成立之初，年轻的刘家祁因为工作关系，在各种会议上聆听过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指示。70余年弹指一挥间，岁月的印记也已写满老人的脸庞，或许是对这些“闹红”领导人的无限惦念，或许是对那段充满着红色激情年代的留恋，刘家祁老人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的画像张贴在祀厅的显眼处，老屋建成37年来，从未摘下。

　　从1933年6月至次年3月，刘家祁担任瑞金县少共巡视员后入中央党校学习，并于1934年9月加入罗炳辉领导的红九军团，被指派到红九军团三师工作团工作，随后不久便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路。

　　“虽然一路战斗不断，但工作团一直将任务放在发展新苏区上，同时与沿途地方红色政权协调，帮助安置伤兵。”解放后，刘家祁曾试图寻找在瑞金上塅村和他一起先后加入红军的36个同乡，但并无结果。

　　老人的记忆里，长征开始的最初阶段部队总是在不间歇的大小战斗中奔袭。事后，他根据史料才明晰，红军直到1934年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浴血奋战，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而刘家祁的长征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因负伤而终止的。1934年11月，刘家祁随部队进入湖南嘉禾区域，一天下午的4点多钟，工作团成员正在一棵大树下开会，大家隐约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飞机肯定是冲着师部来的，有3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上的标志，但战士的武器和弹药有限无法还击。”如今的刘家祁已经无法回忆起他负伤的具体地点了，他只是记得有战友当时大喊着“趴下”，而他却鬼使神差地仰面躺着。

　　炸弹在距离他不远处爆炸了，等眼前只是一黑的刘家祁醒来时看到右腿已经被炸伤，从脚踝到膝盖以下剧烈的疼痛，一处明显的伤痕现在仍保留在老人的腿上，但与牺牲的其他战友相比，刘家祁算是九死一生了。

　　经过在湖南当地一个老乡家养伤，掉队的刘家祁无意中通过报纸得知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消息，1937他回到瑞金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当年7月开始担任瑞金县汀瑞县委黄柏地下区委书记，再次投身到恢复红色政权的游击战中。

　　解放后，刘家祁先后在瑞金公安局、劳动局任职，当年救助他的湖南乡亲也成了兄弟一样的朋友，一直保持着相互走动。

　　刘元钊

　　遗憾没能记住连长的姓名

　　采访时间———9月1日地点———会昌上渡街

　　历史背景———1934年10月16日，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先后从兴国、石城等地前往于都河集结出发长征，向突破国民党粤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地域挺进。作为红一方面军成员的红九军团担任野战军左翼后卫，是惟一一支未前往于都河集结的部队，而是在会昌集结出发，踏上万里长征路。

　　1934年9月初和下旬，红九军团在福建长汀南部先后参加了温坊战斗和松毛岭保卫战，有力地阻击了国民党东路军的进犯。同年10月8日，全军团经武阳木桥，渡过绵水，进入会昌境内。9日晨，全军团南移至会昌城东郊朱子坝、狮子坝一线，行程六十里。

　　1934年10日凌晨3时，全军团先后进抵珠兰埠。珠兰埠是会昌城西北角的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墟镇，位于贡水东畔，地形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似一方形猪栏，过往的船舶常停泊于此，故原名“猪栏埠”。军团首长决定在此休整5天，部队展开了繁忙的工作，军团政治部命令全军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工作，准备新形势下的战略行动。

　　在珠兰埠集结休整期间，全军不仅紧张地进行长征前的政治、军事准备工作，同时，会昌县民众积极慰劳红军指战员，另外，组织了洗衣队，为红军拆洗衣被，一批会昌籍青壮年也报名参军。

　　刘元钊是珠兰埠老街人。如今，84岁高龄的老人和满堂儿孙居住在会昌县城上渡街的一所院落中，脑中风留下的后遗症让他的右臂总是不停颤抖，语言的沟通，几乎是在儿女的帮助下，伏在老人耳边声嘶力竭完成的。

　　让记者欣慰的是，当年参加红军的记忆并没有在病症的影响下消逝，仍深深刻在老人的脑海里。而像刘元钊这样，还能够亲口讲述当年“闹红”经历的人，在会昌已是屈指可数。

　　老人参加红军的时间是1934年的老历（农历）9月，正是红军各军团陆续开始长征的时间。当年刚满16岁的刘元钊已经是少先队（不同于现在的少先队，队员年龄大于儿童团员）的一员，他受乡上一个叫肖盛开的转业军人引导有了参加红军的想法。

　　老人记得，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玩伴的父亲刘灶养。是肖盛开亲自送他们到的乡里，后又转到彭迳村的接兵部集合。在一个叫做站塘的地方，刘元钊加入了红军补充团（红独立16团），分在第七连当通信员。

　　初入红军，刘元钊每天进行队列和瞄准等军事训练。部队后来开至一个叫周田的小地方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

　　1934年11月下旬，刘元钊经历了第一次战斗。

　　他所在的部队从周田到水西坝过浮桥前往会昌方向。经过一天的行军，刘元钊和战友一起早早吃过晚饭就去领了工具。他们手持“一”字钩、铁铲等，在一个叫石角的地方修筑工事一直到天亮。

　　快到中午时，国民党军队的骑兵和后续大部队先后进入了伏击圈，参与伏击的红24师和会昌补充团在芹菜坑和敌人交火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一些国民党士兵逃到锦水河沙坝上无路可逃，作了红军的俘虏，红军此战缴获了不少枪支后迅速撤离战场。

　　第二天，部队在大雨中进驻珠兰埠。在真君庙设立了警戒岗哨后，大部队经络口白沙渡口过雁湖到孤坑肣，途中不幸与敌人遭遇。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刘元钊亲眼看到自己的连长，一个来自湖南，年龄大不过自己十岁的红军战士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中。

　　部队被迫返回雁湖驻扎，最后在庄埠的半天坑、丰田召开了万人大会鼓舞战士的斗志。刘元钊所在的部队奉命开往距离仁凤20公里的乱石。部队由一个仁凤当地人作向导，连夜行军至天蒙蒙亮时再次与敌人遭遇，并遭到了有组织的伏击，“子弹像‘下大斗’（方言：落雨）一样打了过来。”刘元钊记得这次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红军部队被打散了，他所在的连队一直到当天晚上还有战士陆续归队。但经过清点人数，他们连的战士仅剩不到20个人。

　　1935年3月初，部队由乱石转移。天门嶂战斗前，刘元钊因年龄太小，被调回乡政府驻扎处。一天的晚饭后，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了过来，刘元钊与大家四处逃开，在白石的山坑肣与敌人遭遇，被拉差替国民党军队背辎重，并押回会昌县城。作为被俘对象，刘元钊在冠顶脑和其他被俘人员一起被国民党军队拍了相片后被关在富尾的老庙下。后幸好被同乡有发（人名）的姑夫看到，通知家人出面将他设法保释了出来。

　　被保释出来后，刘元钊曾设法与红军联系，但始终找不到部队的下落。而与他一同参加红军的同乡至今下落不明。

　　在一旁的孙子刘小海告诉记者，老人过去经常向他们提起当年的经历。老人曾告诉孙子，自己很遗憾，没能记住那个牺牲连长的姓名。也许，连长远在湖南的家人至今还不知道亲人是在哪里牺牲的。

　　钟发镇

　　炮火中翻译西安事变电报

　　采访时间———9月4日地点———兴国县长冈村

　　历史背景———兴国历史悠久，建县始于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以年号“太平兴国”为县名，至今逾千年。

　　1933年5月，在扩大百万“铁红军”的口号声中，兴国人民“武装兴国”，在县城鸡心岭、筲箕窝等地搭起歌台，各区、乡歌手轮番登台，连唱三天三夜，场景蔚为壮观。歌声中，兴国上至五十岁的中年，下至十岁的少年，几乎都报名参加红军。地方赤卫队、少先队，整营整连集体加入红军。三天之内，组建起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中央警卫师开赴前线，受到中央嘉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12个主力师中的7个主力师就是从兴国踏上长征征途的。据统计，在当时兴国全县23万人口中，参军参战者达8万之多，占青壮年的80％；革命烈士23179名，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12038人。兴国走出了54位共和国将军，被人们誉为“将军县”———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

　　得知《西安晚报》记者前来采访，老人的兴奋溢于言表。兴国县长冈乡长冈村87岁的老红军钟发镇一生坎坷———15岁参加红军长征，走过泸定桥，经历了惨烈的古浪战役后被国民党部队俘虏，后辗转逃脱回到老家。直到30多年后，因为“西安”的缘故，他才在李先念的证明下恢复了红军的“身份”。

　　1932年，正在长岗列宁小学读书的钟发镇，与村里一个14岁的同班同学一起当上了红军，那年，他只有12岁。

　　在红军军医学校训练班培训一年半后，钟发镇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当“招呼兵”，专门负责照护伤员。1934年又被派到于都的第一后方医院。当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刚满15岁的钟发镇被分配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员。

　　长征路上，给老人首先留下深刻记忆的是泸定桥，“过泸定桥对我是个艰难的考验。泸定桥高，水又急又深。站在桥面，铁索桥就来回晃荡。大人可以扶着桥栏杆过河，可我抓不住桥边碗口粗的铁链，只好闭上眼睛，趴在先头部队铺好的木板上爬着过了桥。”钟发镇跟随部队后来一路爬雪山、过草地，在一条30米宽的大河边，是军长孙玉清让他拉着战马尾巴过的河。

　　几乎经历了长征中最艰难的路程后，钟发镇被上级调至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当电报翻译员，随军西征至甘肃古浪县时，遭遇国民党的近两万名骑兵。战斗从清晨战至黄昏，敌人动用飞机对红军展开进攻，红九军最后只有不足200人成功突围。古浪战役失利后，钟发镇随缩编的红九军被编入李先念领导的红三十军。

　　“1936年12月12日，我们在甘肃永昌与国民党部队展开激战。当时，我正在李先念的房间里接收一份电报。炸弹一响，我就趴在地上，后来炸弹在李先念的门口爆炸，烟灰把屋子全蒙了起来。为了躲避炸弹，李先念让人在门前挖了一条战壕。”钟发镇他们刚刚挖好战壕，又一颗炸弹在门口爆炸，电台、桌上全是厚厚的灰尘。钟发镇从灰堆中扒出刚接收的电报时，发现这是一份从延安发过来的紧急电报———“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

　　怕翻译错误的钟发镇逐字逐句译了3遍，几乎是在敌人不间断的轰炸中跑着把电报交到了正指挥作战的李先念手上。接过电报，李先念连问几遍：“小钟，这份电报有没有翻错？”“没错，肯定没错，对了好几遍了。”第二天，国民党军队还在对钟发镇所在的部队进行猛烈攻击，部队就是按照电报的内容对敌人展开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思想工作。

　　根据老人的回忆，那份电报长达七页，但现在他只记得里面有关“西安事变”的内容，其他内容则已淡忘。这一切，也跟老人后来的经历有关，也正是李先念在解放后对这份电报中有关“西安事变”的内容记忆深刻，才使钟发镇恢复了红军的身份。

　　后来的战斗中，钟发镇与其他失散红军不幸在一个山沟里被敌人包围并俘虏，个子较小的钟发镇和另两名四川籍红军被送到青海西宁。1941年，国民党一团长的小姨太因和钟发镇是同乡，帮助他逃到兰州，过了黄河，从安徽、洛阳、湖北一带沿路乞讨，经樟树回到老家。

　　直到1973年，钟发镇写给李先念、徐向前两位首长的信中详细说明了他翻译“西安事变”的地点和有关内容后，红军“身份”才被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