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谁保护了故宫(3)

　　一个纸上的改建计划

　　就在“大跃进”前后，有人说是群众的要求，也有人说是根据某领导的意见，曾有过一个拆除故宫、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的建议。少数规划人员参与其事，但他们也只是采取姑妄言之的应付态度，描绘了四种改建故宫的平面图和鸟瞰图：其第一方案是拆午门，在午门位置上建中央大楼，使天安门成为党中央入口之大门；第二方案是拆端门，在端门位置建

　　这些方案固然大胆，后果也很可怕，但却没有被人真正重视过。任务的布置没有正式的下达；只有传闻，没有具体的提议人；规划设计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是为了交差设计了几种明显实行不了的方案。方案出来后，据说交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那里，他看后哈哈一笑就把它扔到一边了，并没有报到中央或毛泽东那里。很少有人知道和重视过这些方案。

　　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方案才又被从旮旯里搜了出来，被说成是彭真为刘少奇“修建宫殿”的阴谋。

　　“文化大革命”中谁保护了故宫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是一场大革“文化”之命的运动。运动一开始，便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故宫是什么？当然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旧式思想文化之集大成者，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在一帮“左”得发疯的政治狂人和无知的青年看来，故宫首先是“文革”破四旧的对象。1966年8月18日，就在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当晚周恩来得知一伙红卫兵准备第二天冲入故宫去造反。周恩来立即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当天深夜，故宫博物院的几扇大门紧急封闭，周恩来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第二天一早，一队队红卫兵齐集神武门下，大叫“破除四旧”，“开门！开门！”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拒不开门，一方面加以劝说。门外的“小将”最后见没有冲入的可能，只好呼喊了一阵口号离去。【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从此故宫大门一闭就有5年之久【故宫博物院于1971年7月5日重新开放】，在许多地方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

　　但是故宫在这场“革命”中也不是毫发未损，1966年7月，驻在故宫内的文物出版社珂罗版车间的一些工人，就向故宫领导请示：“十几年来，城隍庙的泥胎偶像，一直盘踞在我们文物出版社印刷厂，霸占着我们珂罗版84立方米的地方，影响我们的生产发展，我们曾多次提出，但至今仍未解决，现在我们再次严正提出：‘一定要把这些大王小鬼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彻底捣毁，连根拔掉。’不能保留这些宣扬封建迷信的牛鬼蛇神的统治地位，彻底铲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制造毒害人民的封建迷信工具。这些牛鬼蛇神和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提出请工作队同志帮助解决。”【见署名为“文物出版社珂罗版车间全体工人”的大字报，1966年7月15日】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得到请示后，鉴于当时的形势，表示故宫内原城隍庙旧址里的城隍泥塑神像11个，泥塑马一对，“内容系封建迷信有毒素的东西，技巧低劣，是清代泥塑（该城隍庙建于清雍正时期），并无保留价值，故同意将上述泥塑神像除掉【故宫博物院对文物出版社工人所写大字报的回复，1966年8月2日】”。

　　1966年11月，一个再现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残酷剥削的收租院泥塑展在故宫预展期间，又有人以奉先殿前的“焚帛炉”与殿内的泥塑陈列不相称，尤其与殿内的主席像很不协调为由，拆除了清代的焚帛炉。

　　不管怎样，由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关心和干预，故宫终于没有落到曲阜孔庙那样的结局。也由于这些领导人的关心和干预，故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的地方还进行了一些局部修缮，如1972年，中央拨出巨款，解决了故宫热力供应问题；当年，完成了前三殿、后三宫等重点区域殿宇的油饰工程；1974年4月，国务院又批准了《故宫博物院五年修缮计划》。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的浩劫中，由于采取了特殊的手段，故宫及其收藏得以保护。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人们思想的前进和眼界的开阔，故宫的保护和利用为各方面领导和人士所关注，各项措施更是逐年更新。

　　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史料的核实，那么故宫近一个世纪的保护和变化情况是十分清楚的。对于有人重提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存废”的问题，除了促使我们重新检理资料外，也引出我们的一些思考。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在保护故宫、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富有远见的工作。历史告诉我们，尽管在保护故宫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设想、意见和方案，但由于党在改造故宫这一重大问题上，经过审慎的考虑，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最终使故宫完整地留存给子孙后代。在故宫的改造利用过程中，虽然极左思想和历史虚无主义曾有所体现，但正确的认知和行动最终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对故宫的改造和利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从北京建城起，它的规划就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紫禁城不是一个能便利四面八方交通往来的枢纽，而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这种规划是从维护帝王权威出发的。北京从迈向近代社会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定都北京以后，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就与这种规划有关。新中国成立后对故宫的很多改造设想，便是从城市规划和便利交通、从方便市民休息娱乐的角度出发的，包括拆除故宫外一些严重影响交通的牌楼等。但在整个改造过程中，党对故宫这一民族文化瑰宝的保护利用始终慎之又慎。北京解放后近6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在故宫保护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这是党、政府、专家学者和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作者谢荫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瞿宛林，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北京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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