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扶贫的意愿更重要

　　直言

　　迅之

　　为赴贵州进行“手拉手西部行”扶贫助学活动，近日，深圳市北师大南山附中作出一项“壮举”——该校近400名初二学生集体包机前往贵州，以解决路途遥远的问题。为此，

　　固然校方表示还可以通过其他实践活动折算成学分，但毫无疑问，基于传统习惯及面子等原因，还是会有诸多家长不得不按照学校定的“规矩”办事。“扶贫”，仅从字眼层面来看，它是多么高尚的口号，又是多么光荣的行动，只要条件许可，哪个家长不想自己的孩子既高尚又荣光呢？然而，这种带有强制性质和组织行为的扶贫活动，却不得不让人思考这种扶贫活动的性质是不是只是一场类似于“政绩工程”的闹剧。

　　坐飞机去扶贫和坐火车、徒步去扶贫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交通工具仅仅只是交通工具而已，没有必要动辄上纲上线；让深圳中学生去感受下贫困山区的苦楚，亦无不可。但如果这种扶贫活动只是一场“秀”，主要目的是欣赏贵州的美丽风光，顺带关心一下贫困人民，我看这场秀大可免掉了。因为，此举不仅不会给深圳学生带来忧患意识，说不定还会有“居高临下”的副作用，甚至会给当地的学生带来一些反射性的刺激。

　　但即使这场扶贫不是政绩工程，不是“秀”，也不代表就完全是正义的。要想培养“革命的火种”，就得让这些学生从心底里愿意去参加扶贫活动，愿意去当当志愿者，而不是靠“学分”以及组织手段等来强制性达到扶贫的效果。被迫的扶贫行为从来都不是长久的，只有发自内心的扶贫，才会有更多的生命力，才会薪火相继。危险的是，类似于南山附中这样带有强制性质的组织扶贫现象，似乎在许多地方以及许多单位都存在过，或正在发生着，或准备这么做。

　　对于许多单位而言，扶贫其实是一场政治任务。很多单位不是还被规定了扶贫的数额大小，以至于有的不得不采取克扣工资的方式来保证扶贫的金额吗？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我国扶贫活动的组织效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个人自愿扶贫的行为尚处于“初级阶段”，尚不广泛。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就没有扶贫的志愿了，就不需要“组织”了，只是大家所需要的组织是社会化的组织，是建立于个人自愿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它不同于单位的强制性组织，它不仅强调个人的自愿性，还强调扶贫的有效性，而强制性的组织行为不仅会带来人们对扶贫的反感情绪，还会使得人们产生自己的捐款捐物究竟流向何方流向谁手的疑问。

　　扶贫是件好事，但如果扶贫的社会冲动被有组织的政绩冲动所取代，那对于扶贫活动而言，就需要多多思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