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汇率的争论缘何而起？

　　财富时评

　　彭兴韵

　　随着近期人民币汇率连创新高，有关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烽烟再起，火药味十足。如果用二分法对争论的各方作一个简单的分门别类，我们可以将争论分为正反双方。正方的观

　　反方则集中于在国内大学或研究机构拿饭碗的经济学家们。他们认为，人民币的升值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给中国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反映在国际收支失衡上的外部失衡，实际上是由国内经济失衡引起的，因而，要解决国际收支失衡(贸易顺差)，当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国内经济的平衡，人民币汇率显然是难以担此重任的。

　　撇开正方自身的经济利益不谈，一味地主张汇率应当成为货币政策重要工具，即便不是缺乏历史感，也至少是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货币政策体系的曲解。主张人民币升值可以解决中国贸易失衡，犯了经济学家将纯粹抽象的理论分析简单地移植为现实经济问题分析时常常容易犯的毛病:假定所有其他条件不变，经济行为的结果只受他所分析的因素的影响。

　　不错，汇率的波动在短期内对贸易收支有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决定贸易顺差或逆差的因素却是在汇率之外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存在贸易逆差，而且贸易逆差额还在不断地扩张？为什么日本在同一时期一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也正因为如此，中央银行事实上早就放弃了把国际收支平衡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另外，即便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通过本国汇率的变化影响一个特定时期的贸易差额，但这里的汇率只是货币政策复杂的传导机制中的一环，因而，无论是联邦储备银行还是日本银行，都没有通过调整本国货币的汇率来解决它们的贸易逆差或者顺差。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今年早些时候说，美国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国家过高的储蓄率造成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表示，降低国内储蓄率是解决中国日益增加的贸易顺差的关键。这是对宏观经济学最恰当不过的理解。任何一本优秀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原理: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会与净出口(即出口额减进口额)相等。如果国民储蓄大于投资，那么，该国的贸易就会出现顺差；反之，如果国民储蓄小于投资，则会出现贸易逆差。前者正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后者则是当今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面临的尴尬。因而，解决贸易失衡，根子上应当在于调整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系。这是在贸易失衡背后对宏观经济运行症结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洞见，因而也是更令有学术素养的人信服的。

　　然而，降低储蓄率和缩小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至于我们的货币政策操作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得不与国际收支失衡为伍。在此背景下，中国所能做的事情，大概只有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和人民币汇率机制了。而这，正是中国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并即将深入下去的市场化改革的过程。

　　透过周小川行长和伯南克的认识，反观那些应当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高调主张，似乎显得肤浅得多。通过解决贸易失衡，来反推克服国内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无疑是本末倒置了，因而也是有害的。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政策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