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所忽悠的岂止是妇女？

　　■法学视角

　　李克杰

　　一年前修正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增加了“禁止性骚扰”的条款。然而，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修正案实施一年来，全国进入诉讼程序的性骚扰案不足10起。其中

　　“法律忽悠”，一个极其刺眼的词语，但它却是对当前我国部分法律规定的真实写照。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存在与法律规定的技术性缺陷密切相关，是法律空白和漏洞的具体表现。而如果深入探究其背后根源的话，原因不仅在于立法水平有限、立法不完备，更多的时候是由观念与现实的断裂造成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关于反性骚扰立法本身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操作性差。从条文规定看，它仅仅满足于法律对性骚扰行为的原则宣告和态度宣示，既没有规定性骚扰行为的构成要件，也没有明确性骚扰行为的表现形式，更没有认定性骚扰侵权、实施处罚和权利救济的主观条件，而且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上也存在不紧密、不衔接的问题。这在我国这样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大陆法系传统下，法律缺陷是致命的。它让行政执法和司法适用无所适从。

　　在笔者看来，反性骚扰立法上的漏洞是我国立法者明知的漏洞，是明知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予以为之的行为。当然，这其中决不是立法者故意犯错，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的。具体来说，就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对性骚扰行为的不认同，与法治要求存在明显的断裂。因此，为了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必须制定反性骚扰法律条款。而从我国的现实来看，把打情骂俏、说句骚话、发个短信都当成是对妇女的侵权，绝大多数人并不接受。中国人对性骚扰行为缺乏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将性骚扰行为具体化，是法律条款可操作的最大障碍。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忽悠”的实质是超前立法。去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10周年，在此背景下，《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正案）急急出台。其实，我国早有“法律忽悠”的现象存在，最典型的就是1986年制定的《破产法（试行）》，由于它过于超前，所以它一“忽悠”就是20年，今年8月制定新的破产法后才终结了它的“忽悠史”。

　　笔者认为，只有当进步观念与社会现实实现无缝衔接，完全弥合了观念与现实的断裂之后，反性骚扰立法才能真正结束“法律忽悠”，成为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作者系山东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