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婺源门”

　　在全国各地，活跃着一支鲜为人知的木门制作大军，他们一年创造了约50亿元的销售额。但是，这扇农民自己开启的“致富门”，如今却面临“关门”之忧——

　　在全国各地，有两扇“门”，大多是江西人做的：一扇是铝合金或塑钢门，做这种门的是安义县农民，而做工艺木门的，则多是婺源县农民。

　　7月20日，记者在上海市奉贤区郊外的一间普通厂房里，见到了婺源县人汪社金。这位35岁的农民已经在上海做了10年工艺木门。他说，在上海做木门的婺源人，大约有几十人，而在北京和天津更多，往少一点算，一年创造的销售收入不下50亿元。但是，当记者问及以后打算时，他说：“现在这行业越来越难做了，我很想转型。”

　　在与上海做木门的生意人交谈时，几个疑问涌上记者心头。

　　为何做不大

　　在上海，木门生意做得最好、最大的，是上海江西商会副会长程晓民。不久前，他接到一单上海世博会某动迁工程木门生意，制作和安装了2.4万扇门。他和众多走出山门做木门的婺源人一样，创业之初非常艰难，特别在上海这个门槛很精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婺源人能够以一扇“门”在上海扎根，非常不容易。

　　但程晓民对记者说：“‘婺源门’要做大做强，谈何容易？！”现在，他已把木门生意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已成功转型到其他行业打拼，来钱比做木门快得多。

　　汪社金说，现在浙江投资数千万元办起的门厂，他数得出来的就有50家。而出来创业十余年的婺源人，投资过1000万的木门企业却没有一家。

　　为什么做不大？有小富即安的思想和民间融资渠道狭窄等原因，但主要原因是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小。

　　婺源人涉足门业，固然与婺源多产木头和多出“木商”有关。十几年前，木门行业的“吃螃蟹者”把工厂开到各大城市郊区，依靠给散户做门起家，发展到现在的接订单、包工程等。开始几年，木门生意很好做，一扇门让价一两百元钱是常事，但现在客户越来越精，连“门缝”的尺寸都给算到了，一扇门能赚上十几块甚至几块钱就算不错了。利润摊薄令过去不计成本的小厂难以维系，而要有规模效益，又不是一个作坊式的小厂顷刻能实现的。

　　为何做不久

　　企业能否长久做下去，业主心理素质非常重要。“婺源门”面临“关门”，是小富即安心理作祟。

　　婺源农民汪思林在上海的创业经历很具代表性。曾雄心勃勃想当一代“门王”的他在嘉定区租了几间厂房，以股份制形式吸纳了10名婺源人，成立有限公司。公司成立第一年，每位股东分红就有4万元。但当他正按“门王计划”实施时，10名股东集体提出“辞职”。股东离开后，或另立门户，或拿着红利、股本回家“吃老本”。大伤元气的汪思林认为这是婺源人能共苦而不能同甘的思想使然。同乡人一起创业，不补台，却拆台，翅膀一硬各自飞，抢自己人生意。

　　这些弱点同样反映在汪思林身上，他并不否认自己很浮躁。实现了原始积累的婺源“门老板”，由于和建筑行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开始涉足房地产行业，木门生意倒变成了他们的“偏门生意”。汪思林看到那些成功转型的“门老板”后，坐不住了，恨不得立即换个行业做一做。

　　哪个行业赚钱就做哪个行业，这是商人的共性。但正是由于这种浮躁心理，才使“婺源门”开合两难。

　　为何做不精

　　要在竞争加剧、利润越小的行业做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做精细。

　　已经把木门、防火门等生意交给妻子打理的程晓民深有感触地说：“‘婺源门’的出路只有一条，向‘精’里做，做专业了，才能做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才有发展壮大的可能。”

　　遗憾的是，没有人愿意为“婺源门”的专业问题着想。婺源还没有木门行业协会，没有人分析产业走向，没有人把松散型的“门”老板聚集在一起里研究对策，婺源人甚至还没有做这样一个梦：有那么一天，在某幢摩天大厦的每一扇门上，打上属于自己的品牌。

　　在上海打拼了10年的汪社金对记者说，在上海做木门的婺源人，只有他为自己的产品注册了商标。据他了解，所有婺源人在全国各地做的工艺门，注册商标的少之又少。工艺门没有商标，能否叫“工艺门”，要打问号。程晓民说，如果产品没有商标，以后只能给浙江后起的门厂做贴牌生意了。没有自己的品牌，便不可能有自己的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任何做大做强的可能。

　　本报记者江仲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