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法商不缺 公众情商太多

　　起约束作用的不仅有法律还应有道德

　　乔杉

　　近期，明星们以其专业之外的举动，频频出现于公众视野。据《北京日报》报道，上海警方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前游泳名将蒋丞稷醉酒驾车；《法制日报》报道，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将窦唯公诉至法院。时间再往前推，还有更多的明星与涉毒、违规代言、偷税漏税，猥亵儿童等法律字眼有关。凡此种种，都在拷问明星们的“法商”。

　　明星们缺少“法商”吗？这一问题本是一伪问题。“法商”与人的知识、经历、见识息息相关，在现代条件下，即使中学生也知道涉毒、违规代言、偷税漏税、猥亵儿童等违法，以明星们的丰富阅历，说其没有“法商”，简直是糊弄三岁孩子。

　　明星们不缺少“法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多的是“智商”。在法律框架内，他们利用充足的人际关系，让法律“屈尊”追星，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法律空白处，他们则“聪明”地与法律打着擦边球。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仅200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系统受理虚假违法的名人广告投诉多达5483件。而在现行广告法所有条例中，没有一条明星涉嫌代言虚假广告的法律罚款条令。富有“智商”的明星，自然会得到“法外开恩”。

　　在法治社会，起约束作用的不仅有法律还有道德。在某种意义上，道德约束范围更广、标准更高。在法律存在空白的情况下，道德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可惜的是，受传统影响，国人大多善良、太多情商，表现为对明星们的违法、违德行为总是“太温柔”。而这种善良，却被明星们错误利用，在一定层面上，起到了纵容明星们违法、违德之举的作用。

　　在国外，明星们如果代言了虚假广告，身败名裂不说，还可能遭受牢狱之灾。法国电视主持人吉尔贝就曾经因为做虚假广告而锒铛入狱。而在日本，如果明星代言的产品属于伪劣产品，则事业可能受到巨大影响，甚至会在很长时间得不到任何工作。这一点在香港也同样存在。香港著名歌手谢霆锋曾因车祸顶包案，被判240小时社会服务，而谢霆锋的演艺生涯也差点因此告终。可在内地呢？逃税的依旧活跃在舞台上，违规代言的依旧风光无限，涉毒的仍在频频走穴……“情商”太多的国人，就像寓言中的农夫，反被蛇咬了一口。

　　明星不缺“法商”，而公众多“情商”。在诸多贪污案件中，我们常见到贪官在庭上声泪涕下表演：都是不懂法惹的祸。以表演为专业的明星，岂不更会以不懂法、无“法商”为自己找借口？颇多“情商”的公众，难道没有听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吗，难道真要糊涂到相信他们的借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