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

　　8岁前随父母在苏浙沪都待过，后来定居浙江杭州，又在复旦大学念完硕士、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教授笑称：“我对苏浙沪应该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对于经济学家的身份，史晋川也有着自己动情的表白：在一些人看来，经济学家大都只拥有一个会计算的、理性的、冰冷的心。其实，经济学家是很重视文化因素的。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学的跨学科发展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此次登上文化讲坛讲文化，史晋川呈现给观众的就是一位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温暖”。

　　以文化的视角关注长三角的发展，他选择了“商帮文化”来切入。“如今，屏幕上充满着晋商和徽商的人物和故事。各个地方政府、文化界人士及媒体也在竭力打造本地区的新一代商帮的形象。当人们身处在这样一股有关商帮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热潮之中，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得不用自己的理性来提出一个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中，商帮文化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是动力还是阻力？”

　　史晋川引经据典，以11世纪地中海地区两个族群的商人的故事，说明商帮由来已久：“在11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活跃着两个著名的商人群体，一个是马格里布商人，一个是热那亚商人，他们从事相同的职业———远程航海贸易，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如何选择代理商和利用何种机制来制约代理商？马格里布商人的解决方法是寻找同族商人作为代理商，动用马格里布这一族群的社会网络，也就是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作为契约实施的保证；而热那亚商人则选择非热那亚商人来作为贸易代理商，制订了一套广泛的契约登记和实施的法律制度，建立了法院，调节商人之间的贸易冲突。”

　　为何在同一个地区会发展出两套不同的制度？答案是：经济制度必定与文化信仰能够相容。“商人们不同的文化背景，生出不同的经济制度或契约的执行方式。马格里布商人信仰集体主义文化，采取的制度是以地缘、血缘、亲缘为核心纽带、一种人格化的交易方式。热那亚商人信奉的是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文化信仰的支配下，他们发展出一套能够以法律制度作为有效运行基础的交易方式。”

　　分析商帮及商帮文化，史晋川认为其中有很多好的经商理念和好的经商方式，但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和人格化交易为特征的商帮文化也存在着其负面的影响。例如，商人可能将政府官员纳入到三缘关系和以人格化交易方式为主的人际网络当中，导致政治腐败的出现。他认为，脱离了法制的建设，脱离法律制度的确立以及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主导地位的构建，而一味去谈论、宣扬或者弘扬商帮文化，是一种误读。

　　本周五《解放周末》将刊发第十一届文化讲坛“聚焦长三角”专场实录，敬请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