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瓮安事件震惊全国。如今，再访瓮安县城，当地已发生巨大变化，群众对公安、政法机关满意率不断攀升。日前，瓮安县委决定将被毁的“县委大楼遗迹”保留，时刻警示党员干部。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背后有着怎样的基层治理探索与变革？瓮安的4年转变历程，能为基层治理者带来哪些启示？瓮安县委书记沙先贵日前接受了《人民日报》专访。

　　“管控压会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问：一些地方尚未完全走出过去那种简单粗放、以堵代疏的维稳误区。你觉得基层在维稳与维权方面如何才能避免后面两种方式？

　　沙先贵：我们感觉到，新形势下，一些过去曾经管用的管理方式，渐失作用。尤其是采取管、控、压等传统社会管理手段，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群体力量，未能及时跟进协商协调，以至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经过瓮安事件后，我们认识到，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只有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益，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此，在这两年，我们大力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诉求表达机制和矛盾调解机制，使民众有地方表达诉求、有法律规范诉求、有政策满足诉求、有机制排解诉求，从源头上解决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多种因素。从重政府安排向重社会参与转变，从重管理控制向重协商协调转变，维权不仅能够维稳，而且可以创生和谐稳定因素，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最大的体会。

　　“提振公信重在平时‘烧香拜佛’”问：瓮安从过去的不被群众信任到现在信任度较高，你觉得变化的关键是什么？

　　沙先贵：民间有句俗话，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群体突发事件也是一次检测，政府公信力有多大、干群关系好不好，在非常时刻得到了扎扎实实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瓮安事件是政府公信流失、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

　　我为谁工作？我对谁负责？我怎样工作？4年来，我们要求瓮安的各级干部都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展工作，增强群众意识，重树为民作风。我们建立“五大访”工作制、机关干部驻点帮扶工作制等长效机制，使干部真正深入基层。群众工作的常态化，使曾经的坚冰积怨大量化解，老百姓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正在修复。举一个例子，当年用燃烧瓶攻击政府的少年葛启义，他最近出现了生意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报警，几小时就解决了问题。但4年前，他面对委屈首先想到的是燃烧瓶。这反映了人心的变化。据《人民日报》

　　（原标题：管控压等维稳手段已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