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周东飞

　　《南方周末》援引内部人士的消息披露称，重庆警方在内部低调启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行动，逐渐恢复被错误处理的民警的名誉和工资待遇。截至目前，已有近900名不同程度被错误处理的重庆警察得到了平反。

　　前不久，重庆市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提前被解除为期两年的劳动教养，重庆市劳教委承认此前的处罚决定“不当”。6月份，因调侃王立军而被劳教的重庆市涪陵区林业局职工方洪，不但获得了自由，还打赢了官司。法院宣布，重庆市劳教委的劳教决定违法。日前，最高检、重庆市一中院先后约见“前律师”李庄，对其无罪申诉作出回应。2010年2月，重庆市一中院终审认定李庄犯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曾经被忽略的正义经由改错纠偏的方式再度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与其说这是一种改错纠偏，不如称之为回归，向法治之路的回归。建设法治国家，于一国适用，于这个国度之内的一地断无不适用的道理。选择法治非由其他因素决定，乃是因为纵向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横向的比照研判都已经表明，在法治与人治之间，法治优于人治。在“人皆尧舜”的假设前提下，人治的效率当然会更高。但是，将共同体的命运和社会成员的福祉寄托在某一个人的道德、能力之下，其结果是无法有确凿指望的。

　　当然，法治可能也存在某些问题，比方说因为要遵从程序正义，可能会牺牲一部分效率。但是，法治是最不坏的治理路径，当所有组织与个人都被规制于法律之下的时候，万事方有笃定的逻辑可言。

　　回归法治，是目标也是途径。无论是任建宇案、方洪案、李庄案，还是重庆警方正在处置的种种“冤假错案”，其重新审视的依据和最终裁判的依据，都不是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逻辑。方洪因调侃王立军而被劳教，但是他最终重获自由的本质原因却不能归结为王立军的“出事”。如果个别官员滥用权力、漠视法治已经是一种错误，我们再把此后正义的回归理解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那就是一种自我的矮化。信奉法治与信奉人治的根本区别，就是要看什么东西至高无上。方洪与任建宇被劳教，从一开始就是违法的，而不是因为某个职位易人之后，他们的遭遇才忽然悲剧起来，对他们的处罚才忽然违法了。

　　社会重返法治之路，其实也就是法律重新回到它应在的位置。权力高居于法律之上，那是不正常的。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法律的节制，社会成员的权利当然也是如此。所谓“平反”，只是一个重新以法律标尺来衡量万事万物的过程。“平反”之必要，是因为有人以高于法律之权剥夺了属于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平反”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重新建立起法律信仰的过程。关于目标的共识不存在问题，并不必然说明达成目标的手段可以随便选择。路径若不符合法律的标尺，那么再动人的目标也丧失了它原本的价值。

　　孟德斯鸠说，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国家。其实不独民法，在所有法律的眼里，每个个人的重要性都不亚于整个国家。每一个人遭遇不公，都将是整个国家所有民众的不幸。反过来说，正义的存在，法治的回归，也都需要通过照耀个体而得以体现。对每一个人而言，所谓笃行法治之路，说到底也就是信仰法律。

　　（原标题：正义的保障只能是回归法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