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啸

　　也许每个人都有他的“心结”。

　　贾植芳教授曾和邵洵美有过四个月的“同监”之谊。邵洵美有气喘病，年纪也比贾大。有一天，邵洵美对贾植芳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郑重交代，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

　　邵洵美的嘱托，贾植芳记住了。后来，贾植芳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完成了邵洵美的遗愿。

　　艺术大师林风眠先生文革初期坐过四年牢。林先生坐牢，只是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掩护一个学生共产党员邓杰躲在他家住，到了文革时邓杰是轻工部手工业局局长，被怀疑为叛徒，林先生做好事反而受了牵连。

　　文革结束后，画家郁风去看望林风眠先生。此时的林先生，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仍然是安详的微笑，他能使颤栗的心归于平静”。他拿出一叠近作给郁风看，“尽管坐过牢挨过斗，他仍然回到他的世界”。“那些芦苇大雁秋林无恙，可又添了新的一组京戏花脸，强烈的对比色和钢筋一样的墨绿，辣辣地使人振奋，就像听到京剧武打的鼓点儿”。对于文革中的遭遇，林先生则是只字不提。

　　一两年后，邓杰得到平反，而林先生已到了香港。1980年，郁风也到了香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碰到林先生，就告诉他邓杰已获平反的事。没想到这消息使他分外高兴，像是如释重负!“原来他不声不响，并非没有压力，还是很在乎的。”郁风如此感慨。

　　我祈愿全天下的人都能尽早打开“心结”。如果暂时不能，那就学学林风眠先生，让“伟大的艺术拯救渺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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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谁说我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