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南大学一级终身教授，世界著名生态农业科学家，中国生态农业理论与实践奠基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叶谦吉先生, 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2月28日凌晨4时30分在重庆市大坪医院逝世，享年108岁。
叶谦吉先生遗体送别仪式定于2017年3月2日9:00在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举行。
凡有关团体和个人欲致唁电，敬献花圈者，请与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办公室联系。参加送别仪式的同志请于3月2日(周四)上午7:00前分别到北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南区幼儿园门口统一乘车前往殡仪馆。
“我一生中做的最对的事，就是建了西农”
作为我国首屈一指的专家，叶老一生坚持学习，在81岁高龄还能获得省级一等奖的科技奖励，88岁高龄还能在雨中为农村干部做长篇报告，92岁高龄写政协提案，98岁高龄发表系列学术论文，在100岁的时候还保持理论的梦想与学术的朝气。
弃医读书
立志当一名教师
叶先生的祖父是晚清秀才，后来家境败落，等到叶先生上学时已经非常贫困。
小学毕业后，祖父便送他到城里一间药铺当学徒。老板非常喜欢他，可是刚去了三天他就半夜悄悄地离开了。同村人都很不能理解，但他坚定地回答道：“我要读书”!
父母看他求学心切，又迫于家里是在太贫困，不得不把几岁的小妹妹以200块银元卖给乡里一个大地主做童养媳。这件事情被他知道后，他就跑到地主家里死活要接妹妹回家，“我宁愿不读书了，也不能牺牲妹妹的幸福。”
把妹妹接回家后，在上海海关当科长的堂兄得知他求学有恒心，便写信给他：“如果你真的想要读书，我可以资助你，但是你必须写一篇文章，而且是英文的，告诉我你为什么坚持要读书。”
当时叶先生刚小学毕业，一直钟情于英语，且成绩不错。他在回信中写道：“祖父是一位乡村教师，为教育事业奉献了终生，在乡里备受尊重;家庭贫困的我对读书有着非常强烈的追求，同时我可以体会到其他贫困孩子对于读书的渴望。因此我决定做一名教师，让受苦的孩子都可以读上书，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丝绵薄之力。”
正是这封信，开启了叶先生的求学之路。
在以后的学习中，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36年叶先生荣获美国洛克菲勒学术基金会优秀青年教师奖学金，并且获得到美国旅行参观访问的机会。同年他被保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导师鲍伊尔门下攻读一年，后又转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系进修。
当时哈佛大学有位教授的创新理论——“土地经济”理论非常有名，叶先生认为这个理论对中国非常有用，中国土地资源丰富，土地经济怎么利用，对建设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他转学到哈佛大学进修，听这位教授的课，并收集他的论文。
1938年底，叶先生获得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农业统计学教授聘函。此时，国内抗日战争已经打响，烽火燃遍祖国半壁江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所长于此时向他发了一份电报，希望他毕业后能回国搞科研。
叶先生积极拥护和响应国内联合抗日的号召，毅然放弃优越的待遇和理想的职业，放弃去苏联就职，而是取道香港、河内、昆明返回抗日大后方——重庆。
三天之内
拿出新学校蓝图
“我一生中做的最对的事，就是建了西农。”叶先生时常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
1950年西南财政上有一笔财政结余，大约240万银元。这笔钱原本是可以用来建工厂或者买火药，但是最终上边领导决定用来建一所大学。
当时叶先生是重庆大学法学院的系主任，由于在经济管理领域有相当的建树，最终被邓小平认命为建校办主任，并要求在三天之内拿出学校的蓝图、设计图以及详尽的资金预算和施工方案，这笔余款就会用来修建大学。
“要在三天之内完成，无非是借别人的图纸再加以修改，现弄怎么赶得及。”叶先生在岳父建南开中学蓝图的基础上，外加重庆大学图书馆的蓝图，便有了西南农学院的雏形。
有了蓝图还要有具体的设计图，此时叶先生得到了“立志以教育救中国”的卢作孚的大力帮助。卢作孚绘制设计图，叶先生根据设计图计算出每一栋教学楼的资金预算，具体到用多少砖、多少水泥等等。三天三夜的不眠工作换来了建设西南农学院的资金费用。是年11月，西南农学院宣布成立。
1952年，学校成立了校址选择小组，终于认定了位于北碚天生桥的原美国农复会华西实验区北碚农事试验场为新校址。学校成立了建校委员会，叶先生任校办事处主任。那时重庆还没有像样的建筑公司，叶先生通过关系打听到一个很有名的建筑专家，曾在国外承担建筑项目，但因为走私毒品被关进大牢。叶先生找到公安部门，以建校的名义将这位工程师保释出来，就此西南农学院的建设开始走向正规。叶先生的家也暂时搬进了工地。
当时交通条件极不方便，建筑材料的采备和运输成了最困难、最艰苦的挑战。叶先生有一天在工地上勘察进度，不小心从三层楼高的架子上摔了下来，住院半年后才得以恢复。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在全体工人和师生的努力下，西南农学院于1954年暑期完工，同年9月1日开学。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高等学校经过初步的整顿，不少农林学院升级为大学，但此时西南农学院还没有升级为“大学”。叶先生不甘落后，就找到当时北碚区区长提议将学校改名为“西南农业大学”，自此历史上有了西南农业大学。
生态农业
才是我国农业的未来
西南农业大学建校以后，叶老一直在北碚任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受到极左思想的冲击被剥夺其站讲台的权力。
除了学术上的创新，叶先生还苦战2000多个日夜，翻译出《现代农业企业管理》一书，26万多字，在完成《生态农业——我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一文中，书写科研资料卡片30多万张，之后整理编著成264万字的《英汉农业经济辞典》。这部巨著于1987年出版发行后，受到国内外农业科学家的关注，评价很高。
88岁高龄时叶先生还带着10名博士生，并主持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经常应各地的邀请参加有关学术会议，到农村进行调查。先后三次去永川，两次到大竹、潼南、巴县等地翻山越岭进行实地考察，向地方干部和群众传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当代“生态农业经济技术与管理”知识，帮助他们制定规划，为科技兴农扶贫献计出力。
虽然年时已高，但是叶老心态积极、思维严谨、风趣幽默。2012年新年来临之际，经济管理学院领导班子向103岁的叶老表达新年祝福，叶老饱含深情寄语学校：“存百年历史，养浩然之气。储厚重文化，展龙腾之势!”
愿叶老走好。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王渝凤 郑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