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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事件后，美军特种部队相继取得生擒萨达姆、击毙扎卡维和剿杀本·拉登等战功，不仅使特种作战的地位由传统的辅助支援力量发展成为核心作战力量，也让一个神秘部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逐步浮出水面——

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特”在哪？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逐步浮出水面。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是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深刻演变的一个缩影，理清其历史脉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秘密指挥链

1980年12月15日，为解决“鹰爪行动”暴露出的联合不畅和指挥混乱等突出问题，美军对各军种精锐特种部队进行了全面整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组建了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下辖海军“海豹”6队、陆军“三角洲”部队、空军第24特种战术中队等多支专门执行反恐等绝密任务的“特种任务部队”，以及联合航空部队、联合通信部队、情报支援处、技术情报部队和信号情报处等保障单位。该司令部是美军海外重大特种作战行动的指挥中枢，也是美军职能型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最早雏形。

尽管美军于1987年组建了特种作战司令部，将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各军种特种作战司令部等纳入麾下，而且《美国法典》第10编也名义上把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列入作战指挥链，同时规定总统和国防部长有权对作战指挥链的构成进行调整，但由于特种作战任务的特殊性质，特种作战司令部内部形成了较为特殊的“准军种”运行机制和任务分工，即特种作战司令部主要负责部队装备、预算、战略、条令与训练等行政管理职能，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则主要承担海外重大特战行动的作战指挥职责，因此就构建了一条较为隐蔽的作战指挥链，其实际安排就是“国家指挥当局”（总统、国防部长）-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联合特遣部队。

这条秘密指挥链即便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未能完全知晓，以至于“9·11”事件后，他直接找到时任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查尔斯·霍兰德，令其负责指挥海外反恐行动，却未得到积极回应。正如《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秘史》作者西恩·内勒所言，“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不愿接手，意味着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几乎成为拉姆斯菲尔德的独家部队，也意味着作战指挥链在拉姆斯菲尔德之上就只有一个环节，那就是总统。”2006年击毙扎卡维行动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无意间透露了这条秘密指挥链，使得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由幕后逐步走向台前，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灵活多变的用兵模式

针对“基地”等暴恐组织“兵民身份模糊难辨、作战手段混合多元、行动空间多维一体”的新特点，美军对海外重大特种作战行动的用兵模式，特别是“国家指挥当局”的构成进行了灵活调整，中情局局长、联邦调查局局长等其他政府部门要员均可在得到总统授权情况下，替代国防部长进入作战指挥链，从而使作战行动的性质可随着任务目标的不同，在军事与民事行动之间灵活切换，以适应战场形势的动态变化。

例如，2011年击毙本·拉登的“海神之矛”行动中，美军作战指挥链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居中督导，时任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威廉·麦克雷文海军中将坐镇指挥，以“海豹”6队为骨干的“海神”联合特遣部队一线执行。

这种用兵模式最为直接的效果，就是极大地模糊了特战行动的任务边界，使美军可充分利用国际法的“灰色地带”，对作战行动的性质进行灵活调整，一方面既能以民事行动为掩护转换特种部队身份，将部队秘密派往未经宣战的对象国执行绝密任务，从而达成“以民掩军、有效控局”的目的，把军力运用的法律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另一方面也能以软硬结合的“巧实力”理念为牵引，充分发挥军事与民事力量的“合力”优势，全面提升军力运用的效率和效果，特别是有效应对介于平时与战时、军事与民事行动之间的“灰色区间”事态。

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对“海神之矛”行动评论称：“谁该负责这次突袭行动从来不是问题。如果由国防部负责，美国政府就无法否认自身知情；如果由中情局负责，那就另当别论了。为了留有余地，至少掩盖美国政府知情，我们一致同意：时机一到，总统将授权帕内塔指挥突袭行动。国防部则会定期‘借调’部队，支援中情局行动。如此一来，这就成为一种我们熟悉的行动模式。”这种全新的用兵模式代表了“信息化混合战争”时代，美军军事力量“常态化”运用的主流趋势。

“F3EA”与“全球特种部队网络”

针对“基地”等暴恐组织全球化、跨域化和网络化的行动特点，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依托人力情报网和大数据等尖端信息技术手段，逐步摸索出一套以“F3EA”和“全球特种部队网络”为核心支柱的全新战法。

一是“F3EA”。通过多年战场实践，美军逐步总结出了“基地”等暴恐组织的活动规律，将其视为一个由指控中心、作战人员和通信网络构成的作战体系，并根据其活动特点，形成了一套新战法——“F3EA”（发现-锁定-完成-利用-分析）。“发现”是识别和定位目标、“锁定”是对目标实施连续监控、“完成”是捕获或击毙目标、“利用”是通过审讯俘虏等人力情报手段寻找后续目标、“分析”是分析对手行动规律和运行模式。为此，美军逐步扩大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行动权限和活动范围，将触角扩展到了非洲、中亚和西亚等地区，全面提升了人力情报与作战力量之间的一体化融合。

例如，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拥有一种名为“分析笔记本”的软件，能将“基地”和“伊斯兰国”高级头目现身地点的可靠数据输入电脑，逐步拼出其活动规律，锁定其大致活动区域，最终对其实施“斩首”奇袭。扎卡维在致本·拉登的一封信里，曾对其众叛亲离、风声鹤唳的处境做过一番生动的描述，这也是对美军“F3EA”功效的最好注解——“没有高山供我们逃难，没有树林供我们躲藏，我们的后背暴露在外，我们的运动遭到打击，到处都是眼睛”。

二是“全球特种部队网络”。美国国防部2013年授权特种作战司令部负责各战区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人员、装备和训练等行政管理职能，从而把各战区以及盟军特种部队等全球分散部署的特战力量，整合为一个密如织网的“全球特种部队网络”，形成“一体联动”的信息共享和协同作战效果，以“合力”优势有效应对“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跨区跨域威胁。

在此战法指导下，美军特种部队近年来先后取得生擒“基地”组织头目阿布·阿纳斯·利比以及剿杀“伊斯兰国”重要头目阿布·萨耶夫等一系列战绩。正如前国防情报局局长迈克尔·弗林所言，“情报审讯工作、高端通信技术、有效战场行动的无缝融合……让我们比敌人行动更为迅速、手段更为残酷、反应更为灵敏，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取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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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美特种作战联合特遣部队

2003年以来，为适应“基地”等暴恐组织行动手法的不断变化，时任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学习借鉴“基地”组织“分布式”“网络化”和“去中心化”等特点，对美军特种部队的传统组织模式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打造了一种以联合特遣部队为核心的全新组织形态，不仅为美新一轮国防体制改革树立了样板，也引领了信息化时代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创新的潮流，其主要特点包括：

一是规模弹性化。麦克里斯特尔针对“基地”组织的决策行动周期规律，提出了“以网制网”的新策略，把工业化时代“司令部模式”的稳定性优势与信息化时代“团队模式”的灵活性特点有机融为一体，打造了多支规模和编组可根据任务需要和性质而进行弹性化设置的联合特遣部队，同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将分散部署的联合特遣部队凝聚成网，使各部队、各层级、各部门实现信息自由交互、态势实时共享、察打力量一体，从而构建了“形散神聚、自主适应”的“团队体系”（team of teams），以有效瓦解暴恐组织的作战网络。正如麦克里斯特尔所言，“我们保留了等级结构的稳定性，但是必要时又能以网络化的速度高速运转，从而把我军精锐战术司令部改造成了一个网络化、可适应，并可实现战略效果的‘团队体系’。”

二是编组模块化。美军特种作战联合特遣部队通常采取模块化编组模式，依托岗位交流、信息共享、联合办公以及联络官等灵活机制，将特种部队、常规部队、情报部门、民事力量以及无人作战系统和网络战等高科技手段无缝融为一体，同时具备了情报搜集、目标猎捕和斩首射杀能力，从而以“跨域协同、互补增效”的方式，实现了战役战术模块与战略战役支援要素的全面融合，以及“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决策周期的快速循环和作战流程的高效运转。

在此指导下，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从2003年9月开始从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等情报部门，以及盟军情报和特种部队多方网罗人才，相继组建了代号“121”（TF121）、“16”（TF16）和“6-26”（TF6-26）等多支跨军种、跨领域、跨机构的联合特遣部队，取得了一系列战果。这种情报与作战力量、特战与常规部队、军事与民事部门的一体化融合与常态化互动，将会推动工业化时代“树状垂直、链式传导”的部队编制组织模式，向信息化时代“网状分布、自适协同”方向发展。

三是任务定制化。从构成上看，美军特种作战联合特遣部队通常可根据作战任务性质、目标、对象和环境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兵力编成模式和战术技术手段，但在任务分工方面却是以擅长某一特定领域的军种部队为核心，其要点是采取“任务式指挥”和“混合式指挥”模式，以“指挥官意图”为牵引，以“任务式命令”为目标，以“分布式执行”为关键，将原来高度集中的指挥权全面下放，充分赋予一线指挥官决策和行动自由，并加强建制内外力量之间的一体联动与横向协同，上级只向下级下达明确、清晰的任务目标与作战企图，并为下级提供所需情报、兵力、兵器等必备资源，任务的计划、组织和实施等具体工作将由下级独立自主完成，从而激发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有效把握战机。例如，以“海豹”6队为骨干的联合特遣部队，主要负责南亚地区的特战行动，最典型的战例就是“海神之矛”行动，而以“三角洲”部队为核心的联合特遣部队则重点承担西亚和北非地区的特战行动，击毙扎卡维行动就是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