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召开的八大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年的执政经验表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中央领导集体。因此，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应该改变，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政治的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的中央委员会。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中央领导集体未来的建设方向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接班人的选择。这一人事问题贯穿了党的八大、九大和十大。
刘少奇做八大政治报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八大在北京召开，由刘少奇做政治报告。28日，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6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刘少奇在副主席中排名第一。事实上，在最初的方案中，就只设一个副主席，由刘少奇担任。为什么改为多个呢？毛泽东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防风林’就有好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
刘少奇做的八大政治报告，毛泽东也是满意的。为了起草报告，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刘少奇找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到他那去汇报，一个一个地听，一直到1956年3月9日，连续听了37个部门的汇报，常常从白天听到次日凌晨。将近尾声时，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得知此事，说这个方法很好啊，让人帮他也组织这样的汇报，有时还叫上刘少奇一起听。这样，刘少奇心里对国家经济建设状况有了数，开始起草报告。9月14日，在宣读报告的前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刘少奇送来的部分清样，并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不要送我看了。”
八大前后，毛泽东主张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他摆脱“一线”的繁杂事务，集中精力思考大事。因此，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年9月，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党的经常性会议，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大事才向毛泽东请示。
但是，在此后一系列工作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逐渐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很生气，认为中央“一线”不让他放心。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江青操办了寿宴，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指责中央有人搞“独立王国”。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一周后，刘少奇在党内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失去接班人资格。1969年11月12日被迫害致死，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他恢复名誉。
在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是新人。他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投身中国革命事业。1932年，因抵制“左”倾错误路线，邓小平被撤职缴枪、下放“改造”，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落”。直至193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才完成第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担任中央秘书长。八大之前，毛泽东评价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和厚道……比较有才干，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犯了错误时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邓小平成为常委的原因。
对出任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邓小平一开始是婉拒的。据刘少奇秘书刘振德回忆，八大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内容就是动员邓小平当总书记。邓小平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毛泽东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周恩来说：“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刘少奇说：“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定了！”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当时，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很大，有时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高于中央副主席，因此，邓小平作为中央“一线”领导，1966年和刘少奇一起成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失去一切职务，这是邓小平的第二“落”，直到197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才第二“起”。
九大的人事变化
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大常委。但这段时间，由于身体原因，林彪没做多少实际工作。“文革”开始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发生重要人事变动，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增了陶铸、陈伯达、李富春3人。延安时期担任过常委的康生此次也趁“文革”之机东山再起。
陶铸190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广东省经济建设中都有重大贡献。他当选常委后不久即受到迫害，1969年含冤病逝，终年61岁。
陈伯达1904年出生于福建惠安，在延安时常和毛泽东讨论古代哲学，成为毛泽东秘书，前后任职共达31年，被称作毛泽东手下“一支笔”。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由于陶铸很快被打倒，陈伯达跃居“第四号人物”，先成江青亲密伙伴，后做林彪“军师”。
李富春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是早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也是根据地和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当选常委后，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随后遭迫害，1975年忧病而逝，终年75岁。
八届十一中全会带来的最大人事变化，是林彪名列政治局常委第二位。这次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中央副主席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副主席实际上只有林彪一人，这标志着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5人，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唯一副主席，其“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地位甚至写进了党章。
林彪1907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平型关战役，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成为接班人后，1970年3月，林彪突然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要求四届人大讨论设国家主席，“建议仍然由毛主席兼任”；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特别表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从刘少奇被打倒后，国家主席一直空缺，林彪的建议看似合理，但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表明，他是另有所图。毛泽东听到林彪的建议后，笑着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必武）老当吧！”可见在国家主席的人选上，毛泽东从未考虑过林彪。但林彪依然坚持讨论国家主席问题，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发言中提出“天才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并指使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散发“天才论”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还暗示有人“反对毛主席”。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搞分裂，将陈伯达隔离审查，明确表示，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这给林彪当头一棒。从庐山回来后，林彪称病不出，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叛逃，坠机死于蒙古。林彪事件直接导致了中共十大的提前召开。
十大党内元老复出
1973年8月，十大在北京召开，此时距九大只有4年。九大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另一名常委陈伯达被开除党籍（陈伯达1989年病逝于北京）。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如何确定？
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9人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9个常委的构成在有限程度内反映了林彪事件发生两年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成果，党内元老朱德、叶剑英和董必武成为常委。
叶剑英，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等，是共和国开国元勋和十大元帅之一；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者；李德生，1916年出生于河南信阳，虽资历稍浅，但也是军中“年轻的老资格”，14岁就参加红军，成为“红小鬼”，在战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同时，十届一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表明，对“文革”的错误还没有根本性认识，以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的康生、张春桥都进入了常委会——康生继续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张春桥，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早期经历非常复杂，擅长理论与写作，也擅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靠这两大特长与江青搭上关系，从而平步青云。
最关键的是，按照毛泽东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一批人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部署，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选中央副主席，在常委中的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究其原因，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日渐衰弱。但越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越发迫切，他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出生在吉林长春，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文革”一开始，他立即跳出来造反，制造了“安亭路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成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1967年紧跟张春桥、姚文元掀起“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以搞乱上海而闻名全国。
十大之后，毛泽东对王洪文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政要，以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一名英国记者写道：“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还一度让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在造反中一呼百应的王洪文，并不具备一个中央副主席的基本素质，他不爱读书不爱读报，自称只要一读马列主义著作和书报就“头痛”，也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批阅文件，最大喜好就是抽高级香烟、喝高级酒、穿高档衣服、坐豪华轿车、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坐着吉普车去打兔子。
更严重的是，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毛泽东多次当面告诫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但王洪文阳奉阴违。
王洪文难堪大任，只好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此时，周恩来的病情已经严重。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然而，邓小平全面整顿和纠正“文革”错误引起毛泽东不满，很快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受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落”下去。
作者：沈璧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
欢迎转发朋友圈，
公号转载须经授权，
并不得用于第三方平台。
2017年《环球人物》杂志
半年订阅：每期寄发，
共12期，邮政挂号信包邮；
季度订阅：自下单之日起出刊每期寄发，
共6期，邮政挂号信包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