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列举的十七种具体情形属性各异，导致污染环境罪认定存在行为犯与结果犯交叉、法定犯与自然犯混同以及直接结果和间接结果混同的难题。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环境法益人本主义、生态主义与秩序主义的定位纷争以及污染环境罪实害犯抑或抽象危险犯的定性困境，进一步探究其教义学根源则在于揭示集合法益的一元主义定性之弊。从发生学意义言之，集合法益应具备目标属性的个体法益和基础属性的超个体法益之整合二元性，受其决定环境法益应界定为以个体法益保护为目标的生态环境体系性法益。进一步根据集合法益和环境法益的特点，可以确定污染环境罪的累积危险犯属性，进而明晰“严重污染环境”作为界定累积危险机能的对象局部破坏性、普遍实施可能性和个体法益威胁性之三元特征。
（以上依据《法学评论》《比较法研究》《政治与法律》，陈章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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