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是以赛亚·伯林二十周年忌日。在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伯林是英国最有名的犹太人之一，而鉴于英国两次大战期间在国际政治中数一数二的威势，谋划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风云人物伯林身上打主意，希望借助他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以赛亚·伯林相貌很一般，年纪轻轻就有了啤酒肚，但是他的智商特别高，博闻强记，还特别能说。在二战中，他为英国政府做了很多事，被派驻华盛顿时，他写的战时公报精准而富有预见性，让政府十分满意。上流社会流传着他能说会道的名声，BBC也请他去做广播节目。尤其是丘吉尔十分信任他，当他开始写他卷帙浩繁的回忆录，算是踏上从政治家转型作家的道路时（丘吉尔后来成了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聘用的8名顾问里就有伯林，书的前六章写出后，丘吉尔就迫不及待地给伯林看，向他讨教看法。
无数人来找他，部长们、将军们、爵士们、电台主播、演艺明星、上流社会的各种贵妇。英国是个阶级严重固化的社会，社会上一个层级的人跟另一个层级的人之间可以完全没有往来。伯林一进伦敦的社交界，就被一些人批评为过于分散精力，辜负了自己的学术才华，因为他的本职是一位在牛津任教的思想史家。不过，作为一个无家无国的“流散犹太人”，能够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做一个口若悬河的“清客”，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好待遇。
伯林知道，如果满足于过这种日子，那么人生境界确实不高。他享受思想，享受社交，一心想延长自己的青春，到将近四十岁了还对家庭毫无期待。不过这些特点并不能让英国人忘了他是个犹太人。伯林跟丘吉尔关系如此密切，使得他在保守党里也交上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位奥利弗•利特尔顿，很喜欢听伯林说话，到1950年，他便向伦敦的高级绅士圈子、成立于1857年的圣詹姆斯俱乐部提议吸收伯林加入。但俱乐部里有几个会员反对，理由便是伯林的犹太血统。
利特尔顿后来又把伯林推荐给了另一家布鲁克斯俱乐部，成功了，但在圣詹姆斯那里遇到的阻力，仍然让他意识到自己还不完全是其中一员。
从二战落幕到1948年英国结束托管之间这几年，巴勒斯坦地区一片混乱。犹太人、阿拉伯人和英国托管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随着艾德礼政府决定限制犹太移民，巴勒斯坦犹太人跟英国人的关系陡然紧张，他们组建了恐怖主义组织，专门针对英国人以及耶路撒冷等主要城市的主要建筑展开行动。最严重的一起事件发生在1946年7月22日，恐怖组织伊尔贡炸毁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宾馆，近100名死者中，不仅有英国人，还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恐怖分子们相信，以当时的时局，靠着与英国人搞好关系来谋求建国是行不通的，只有制造出一些大乱子，迫使英国人尽早放弃托管。
伯林这时的身份比较尴尬。他认同英国，但又认同自己的犹太民族，支持那些复国主义者。他希望犹太人和英国人可以站在同一阵线上，不要互相敌对。复国主义核心机构犹太事务处的领导人本-古里安，非常重视伯林在英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希望伯林能激进一点，往他们那边站得更近一点，但伯林拒绝了。
大卫王饭店爆炸案过去一年之后，伯林登上了前往巴勒斯坦的船，同行的还有他六十多岁的父亲曼德尔。他不太情愿踏上这趟旅程，但那正是一艘接一艘移民船被拒的时期，犹太难民在船上艰苦的处境，伯林都看在眼里。到了海法港口，伯林当然受着当地英国官员的优待，而他眼睁睁看着那些犹太难民被带下船，在军警看守之下被送进难民营。
他并没有因此而同情心大作。伯林特别清醒，他知道，在巴勒斯坦谋求建国的犹太人，跟他这种生在拉脱维亚、任教牛津、活跃在伦敦华盛顿苏黎世的犹太人，完全不是一码事。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英国彻底决裂的时候，伯林决定仍然留在英国，不去蹚中东的浑水。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分裂得很厉害，奉行恐怖主义的那批人，跟主张维持与英国的关系的那批人，互相之间势不两立。伯林担心，若是真的放弃牛津，到巴勒斯坦去工作，他那种左右逢源的能力不但无法施展，弄不好还会让他丢了性命。
而且，拟议中的以色列国是个希伯来语社会，一个新国家，虽然其人民都是从欧洲、北非和中东其他国家移居过来的，但他们正在被打造成一个新的民族。伯林知道，自己背负着英国国籍，在这里终究不能完全受到欢迎。如果过于公开地跟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来往，那么可能会落得一个“蝙蝠的命运”，即在英国和未来的以色列之间，他变得里外不是人。
所以，伯林压抑了本能的同情，宣布他置身事外，效忠英国。1948年夏天，新生的以色列为生存与阿拉伯军队交战，伯林旁观其变，但也曾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一些帮助：当耶路撒冷被包围时，他跟自己在全灵学院的同事、前殖民部长列奥·埃默里联系，让他设法跟阿拉伯政府斡旋，放松对圣城的压力。
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军事和外交两手抓的结果：以色列军队获得来自苏联集团的重要外援，同时阿拉伯力量被分化，不能聚成有力的拳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每个大国都有同情者，他们帮以色列人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外交环境。不过伯林太聪明，也太犀利，他对以色列是一面默默支持，一面发出理中客的批评。比如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就说，以色列人有一种源于经验的半无意识的信念，那就是道德是乏力的，必须靠强横，此外，以色列人对外部世界还持有一种十分褊狭的地方主义的、视而不见的态度。事实上，伯林很清楚“视而不见”不是以色列人的缺点，而是他们为达目的而使用的策略。
道德上的批评乃至毁谤都是无关紧要的。对此，以色列人早就虱子多了不痒。事实最重要，事实就是这个国家存活了下来。以赛亚·伯林对它的公开态度游移不定。不过就像任何一个犹太人一样，伯林始终在沉思自己的民族身份。叶礼庭在《伯林传》中说，伯林喜欢讲一个犹太人的笑话，借此说明犹太人的身份就像一种生理缺陷，可以忽略它，可以深以为耻，但也可以引以为荣：
“一个犹太裔的美国金融家奥托·卡恩，和另一个美国犹太人——发明家施泰因梅茨——一起在纽约散步。施泰因梅茨是个驼背。两人经过第五大道上的一所犹太教堂。卡恩抬头看看，说：‘我以前曾在那儿做过礼拜。’施泰因梅茨闻言尖刻地回答：‘而我以前曾是个驼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