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窗外的天空黑了下来，灯光星星点点。酒店的房间很暖，孙燕姿正窝在床上小憩——整个下午她都在不停地说话，为新专辑《孙燕姿NO.13作品：跳舞的梵谷》做宣传。助理将她唤起，她背对玻璃窗，站立，整理发型，瞬间切换到工作模式。对着手机镜头，她录了一段小视频，语速很快，全程微笑，完全没了刚才的疲惫。
结束之后，孙燕姿在《环球人物》记者对面坐下。她化着淡妆，瘦小的身躯裹在宽大的毛衣里，依然是邻家女孩的模样，带着些羞涩和紧张。这与新专辑宣传照上的那个女子完全不同：她闭着双眼，穿着红色长裙在雨中跳舞，决绝又孤独。
“很执着、很疯狂地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像梵谷（即台译梵高）一样，我想这张专辑呈现这个感觉。”孙燕姿说，而这也正是这些年她对待音乐的态度。作为歌手，她已经唱了17年的歌。17年间，她重复着离开、回来的动作，恋爱结婚生子，但始终未曾远离音乐。
在光明与黑暗间穿行
每天清晨，女孩（孙燕姿饰）跟着闹钟起床，洗漱、冲咖啡、吃早点，穿西装上班；天黑时，她坐公交车回家。这种毫无变化的生活让她越来越疑惑，她在幻想中撞见另一个自己：登上旅游杂志封面畅游世界，在下雨的大街上跳舞，在阳光沙滩上大笑……作为专辑主打歌，《跳舞的梵谷》MV讲述着一个关于“理智与疯狂并行”的故事。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小样，孙燕姿就被这个题材吸引。“我去看梵谷的画作和他的故事，觉得他很特别。他是一个有些偏执和疯狂的人，把自己的耳朵割掉，在麦田里开枪自杀。”孙燕姿说。她对照自己，发现有些地方和梵高很相似，比如执着，比如理智与疯狂常常像两个小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打架。
当时的孙燕姿，恰恰也爱上了画画。她参与了新加坡政府提供的“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SkillsFutureCredit），这一培训计划是政府为每一位年满25周岁的公民提供500新加坡元（相当于2500元人民币），用于学习一项自己感兴趣的技能。孙燕姿选择去画画，每个礼拜三的早上到下午1点，如果没有工作，她都会待在南洋艺术学院画画班里。从水彩到素描，再到油画，一路画下去。
在画画的过程中，孙燕姿渐渐悟到“先有阴暗处，才会有明亮面”，“也就是说白与黑是并存的，人生也是如此，没有人永远停留在纯粹的快乐和幸福中，也没有人一直处在黑暗中。”孙燕姿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种感触恰好与《跳舞的梵谷》契合。
录制《跳舞的梵谷》这首歌时，孙燕姿先喝了一小杯酒，让自己进入到微醺的状态。随后，她进入录音室，尽情开唱，唱着唱着还跳起了舞，“有一些癫狂，完全是在用直觉唱歌。”
孙燕姿用3年的时间，才唱完了整张专辑的10首歌，每首歌都是一个故事，而且都是在光明与黑暗间穿行。《我很愉快》讲述最无能为力的爱情；《天越亮，夜越黑》则是在说希望与失落、光明与黑暗的交织；《充氧期》是鼓励大家，生活有灰暗时刻，但咬紧牙关冲过去就是光明……
“从前我总是唱很励志的歌，歌迷们常常会说你是我的精神支柱，这个头衔让我觉得很开心，它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意义。但是到了现在，我不只是想要和大家一起开心，而是更想去开拓另一个世界，让大家听见音乐不是只有疗伤而已。”孙燕姿说，在那个世界里，人不只有美好的状态，也会有挣扎、有晦涩、有痛苦，与其去抗拒它，不如去接受它。
年近四十的孙燕姿，对自己要走的路似乎是越来越笃定，就像她的音乐老师李伟菘说的那样：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
情歌哀而不伤，给人力量
孙燕姿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是一路唱，一路寻找。
她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是2000年。那年6月，一张名叫《孙燕姿同名专辑》的唱片在台湾地区发行。封面上的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瘦、平胸、背心加长裤，完全一副中性打扮，眼神还有一丝茫然。就像专辑的封面上写的那样：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
这个女生刚刚从新加坡李伟菘音乐学院毕业，懵懵懂懂，只是喜欢唱歌。然而凭借清纯、简单的造型和气质，还有独特的声线和娓娓道来的歌曲，专辑刚一问世便引起轰动。
专辑中那首《天黑黑》成了当年热曲，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整首歌讲述一个少女成长的故事，有对青涩岁月的回顾，对现实的感悟，还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这种单纯的美好、蓬勃的生气，正是那个年代的情感底色，她唱出了这一代人的心声，很多人就是从此喜欢上了孙燕姿。至今，她的歌迷仍会记得那个MV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边弹钢琴边唱：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
首张专辑大卖后，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风筝》《Start自选集》《Leave》《未完成》《TheMoment》接连推出——短短3年间，孙燕姿发行7张专辑。“当时真是疯狂，每天都在做做做做做东西，停不下来。”
那是华语音乐的黄金时代，也被孙燕姿认为是自己的黄金时代。她的那些传唱度很高的作品大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像是《风筝》《开始懂了》《遇见》等，这些歌曲朗朗上口，旋律也都似曾相识，跟着哼哼就会唱，也就是所谓的“芭乐情歌”。“但和大多数女歌手的情歌不同，孙燕姿的情歌哀而不伤，总给人一种力量。”有粉丝总结说。
“男有周杰伦，女有孙燕姿”说法开始流行起来。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讲过自己的经历，“去台北和上海时，看到到处都是孙燕姿代言的巨型广告牌，听到到处都在放她的歌，觉得非常骄傲。”
如此频繁发歌，另一个后果是歌迷对孙燕姿的歌有所疲软。孙燕姿自己也注意到这些，正如她在《我要的幸福》中所唱的那样：怎样的速度/符合这世界/变化的脚步。她开始尝试寻求突破。
2005年，《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势，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这一年，孙燕姿还把头发染成了红色，但依然难抵专辑销量下滑的颓势。
“我逆着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两年后，孙燕姿唱着《逆光》重回舞台。但同时，她也在思索到底要不要为了销量而唱。2011年，她推出《是时候》，这一次她以长发的形象亮相——此前10年她一直是短发，“这个造型希望让大家知道，孙燕姿还有很多空间、很多的可能性。”
接着结婚、生子……孙燕姿开始寻找当歌手更深层次的意义：音乐还可以怎样？
2014年的《克卜勒》被认为是孙燕姿最具突破性的一次尝试，过往那些讨好市场的元素都消失无踪。结果可想而知：口碑两极分化。但孙燕姿说做这张专辑时自己是快乐的。她至今还记得在录《无限大》那首歌时，配唱的李伟菘老师即兴跳起了舞，各种舞步，让人忍不住发笑，“和喜欢的人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非常难得。”
自称是个“方木钉”
孙燕姿告诉记者，《跳舞的梵谷》这首歌一开始不被人看好。歌词里大量运用与梵高画作有关的意象：向日葵、麦田、乌鸦、咖啡座等，再加上电子化的人声伴唱、华丽的提琴演奏，还有歌剧女声，这些元素的结合，使得这首歌“文艺得张狂”，甚至难以理解。“有争议才是最好的作品，哪怕外界不理解，也要有自我的坚持。”孙燕姿说。
孙燕姿的这种对音乐和自我的坚持源自家庭教育。她的父亲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是一名教师。她是家中次女，从小就热爱音乐，5岁时学钢琴，10岁时登台唱歌。“我们家教很严，父母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至于努力过后，结果如何，并不是重点。爸爸常会问我们很多问题，他不告诉你答案，但会教你方法，让我们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
有一天，父亲很认真地和她说：“人一辈子总要会一样东西，以后才会有消遣的嗜好。”听了这话，孙燕姿开始参加各种团体活动：合唱团、篮球队、网球班、芭蕾舞团……只要有一点兴趣，就去尝试。
“他是开明的，让我通过各种尝试来确定到底喜欢什么。”在父亲的影响下，孙燕姿变得独立而有主见。作为歌手，她少有绯闻，既不去电影客串，也不涉足综艺圈。出道17年，她做的最任性的事就是3次退隐，几乎每次都在事业正红之时。
其中一次是2003年。连续3年发行了7张专辑后，孙燕姿选择退隐一年，理由是“为了不被工作打败”。那一时期，她每天都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最累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卸完妆，4点为了新的演出又得起来化妆，回到酒店累到倒头就睡。”
紧绷的日子让她一度惧怕上节目，讨厌和人说话。有一次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工作人员在门外叫她，她称自己在洗澡，事实上她一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持续了20多分钟才出门。
“人们都只看到闪光灯下的我光芒四射，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状态有多差。当时的我几乎是空的，我不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觉得没什么和大家分享了，也完全享受不了当歌手的乐趣。”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回忆起那段“黑暗”的日子，孙燕姿说道。
第二次退隐发生在2007年专辑《逆光》之后。为了炒作新专辑，她所在的EMI百代唱片高层陈泽杉专门召开记者会，曝光她在埃及拍摄音乐录影带时，遭到当地黑道的攻击和勒索。后来，孙燕姿澄清“事实没有那么夸张”，她被这种过度消费惹恼，不再和公司续约。当时，她只有一个念头：跳出来，离开娱乐圈。
“这通常意味着，我该削掉一点点我的棱角。但朋友们，这正是我介意的部分。不，是憎恶的部分。”退隐后，她在博客中解释道。她称自己是“方木钉”——周围几乎到处可见圆形的孔，可方形的木钉无法钉入圆形的洞里。
再后来，她恋爱结婚生子，走出了普通人的人生轨迹。曾有人问她，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做到，想退就退想进就进，最后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你？当时她愣住了，不知道，不好答。
现在，她找到了答案：“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大，不可能所有人都跟着一个潮流，听一首歌。”孙燕姿以自己的姿态行走在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上，正如她在《跳舞的梵谷》中所唱的那样：不回顾/不顽固/不踟蹰/不谢幕/不庆祝/不欢呼。
《环球人物》记者 陈娟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