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里侵害树木的害虫可分‘蛀茎类’‘食叶类’‘刺吸类’三类，我们‘对症下药’，分别有专门的‘天敌’来对付；但‘以虫治虫’并不能100%让害虫绝迹，因为让一个物种（哪怕是害虫）灭绝同样会带来灾难；虽然我国是世界上‘以虫治虫’防控技术的‘鼻祖’，技术水平一流，但产业化始终是迈不过去的‘大坎’。”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国家天敌昆虫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郑礼研究员表示。
“今年北京市属公园预计将投放近6.5亿头天敌昆虫，用以来防治害虫，数量创历年之最。颐和园、天坛、中山、景山等古树名木众多的公园投放量相对较大。”6月12日，这则“以虫治虫”的新闻吸引了郑礼的注意。
工作人员在紫竹院公园投放“天敌昆虫”
在“以虫治虫”绿色防控的科研江湖里沉浸了几十年，他太了解这则新闻的意义了，“当越来越多的化学农药‘锻炼出’害虫的耐药性，导致药残超标的时候，‘以虫治虫’便凸显其独特优势。比如说赤眼蜂可以在害虫虫卵上寄生并繁殖，可建立并扩大种群，始终保持着对害虫的源头压制。”
有什么样的害虫，就有什么样的“天敌”
郑礼告诉记者，公园里侵蚀树木的害虫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蛀茎类’害虫，比如北京市此次投放的‘花绒寄甲’‘肿腿蜂’，就是对付一种蛀茎类害虫——天牛。茎干，承担着向上输送水分，向下输送养分的功能，但害虫切断了这一路径，让树木慢慢枯萎。
第二类是‘食叶类’，比如美国白蛾有‘超级能生（一只越冬雌蛾一年最多繁殖2亿只后代）’‘超级能吃（3-4天内可将一棵树叶子吃光）’‘超级能逃’‘组团作案’等特点。
第三类是‘刺吸类’害虫，汲取植物汁液，掠夺其营养，比如蚜虫，粉虱等。”
但当“天敌昆虫”越来越多，害虫“不够”时，这些“天敌”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害虫”？
“这是不可能的。”郑礼表示，“天敌”的取食具有专一性，当害虫多时，它们因食物丰盛就加快繁殖；消灭树上的害虫后，它们也就因缺乏食物而死掉，“某种程度上，‘天敌’与害虫保持着动态上的平衡。”
郑礼表示，作为世界上“以虫治虫”防控技术的“鼻祖”，我国早在公元300年左右就有“以虫治虫”的记录，“当时南方人利用生性凶猛的黄猄蚁捕食各种害虫。”即使在当下，我国在生物防治技术领域的科研水平也保持着与世界先进的同步。
化学农药“短平快”，“以虫治虫”不吃香
吹绵蚧
常群集在叶芽、嫩芽上“为非作歹”，常造成落叶和枝梢枯萎，乃至造成整枝、整株死去的“吹绵蚧”是一大害虫。我国科学家从澳洲引入澳洲瓢虫，取食吹绵蚧雌成虫，从而成为“以虫治虫”的样本。
在郑礼看来，无论从国外引入，还是从不同的区域迁入，“天敌昆虫”的繁育技术并不简单：
“经过大量调查、筛选、鉴定后，我们必须选择自然界中优势的天敌资源，同时，驯化他们，使其更好地适应环境。”他举例，有些“天敌”可能是从南方高温、高湿进入北方低温、干燥的环境，如何通过改良，让天敌们迅速地适应，考验着科研者。
工作人员将装有“肿腿蜂”的试管插进树皮
北京市属公园试水“以虫治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可惜的是在目前的国内这种尝试还是太少。这一点，记者采访郑礼、山东省科学院生物农药专家杨合同、山东省农药科学院院长李德军，得到的答案类似：相对于“短平快”的化学农药，“以虫治虫”的防控技术在国内并不吃香。
“现在国内有正在备案的化学农药厂3000多家，天敌昆虫研制企业不超过20家；更直观地对比是后20家的产值相继也就是一千万元左右，尚不及国内大型厂动辄上亿元的1/10。”郑礼提供的这组数据显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尽管我国生物防控技术在科研上“不落下风”，但在产业化道路上已经落下了。
面向基层推广，郑礼发现，根深蒂固的种植管理习惯和对生物防治原理的不了解，让老百姓很难相信生物防治效果，更不敢轻易尝试。
三年前，农业部下发《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这对生物防控行业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郑礼认为，农药市场固化的利益链条，让当地政府、企业难有动力向生物防控转型。“北京已经做出了努力，如何用政策、资金支持生物防控仍考验着地方政府和企业。”
（原标题：以虫治虫！北京投放6.5亿头害虫天敌，但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