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1952年出生在上海，1968年赴崇明长征农场务农。1977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区留学，先修美国史后攻中国近代史，尤其专注于中国女权运动史。现为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复旦-密大社会性别研究所创始人及合作所长。开展研究的同时，王政也为推动社会性别研究学科在国内的发展建设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努力。
本次访谈中，澎湃新闻记者请王政教授讲述了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赴美留学时美国女权运动的状况、她从美国妇女史到中国女权运动史的学术转向、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性别建构、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以及在中国推进社会性别研究学科建设的成果和困局等问题。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篇刊发，此为下篇，经受访人审定。
王政正在接受澎湃新闻的专访。
澎湃新闻：人们印象中传统的中国女性都是三从四德的、被压迫的形象，而您曾在讲座中提到，现在中国的新女性出现了，但是新男性并没有出现，能否请您说明一下具体指的是什么？近年来所谓的男性气质危机也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为什么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多男性无法接受性别平等的思想，甚至对女权主义抱有敌意？
王政：上次在复旦做讲座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中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什么？是女人的现代化。女人从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一个农业社会的性别隔离的空间中走了出来， 中国女人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无法想像若今日女人还在性别隔离的社会中生存，中国会是啥样）。但是男人没变，过去是读书、做官、经商，现在还是读书、做官、经商，唯一变化的就是他现在可以坐飞机和用手机之类的现代工具，这些都是器物的改变而不是心灵内在的变化。而女人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社会空间、活动范围到知识结构、主体身份全都变了。正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只是女人的现代化，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半身不遂。中国社会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把男人也现代化，产生新的男性主体，然后我们的社会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现代化的社会。而现在，资源、权力还是主要掌握在男人手里，如果还要用男权的、皇权的、陈旧的传统文化来压制已经现代化了的有公平公正和公民意识的女人，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为了中国的未来着想，我们需要花大力气来呼吁中国男性的现代化，重新建构符合21世纪现代世界潮流的男性主体。
总的来说，今天的世界上还是男权中心的社会占大多数，中国当然是其中之一。主要表现就是男人有性别特权，无论哪个阶层都是如此。对男孩的偏好看出生性别比就一目了然，中国的这些情况都早有相关的研究。中国（汉族）社会就是一个父系宗族社会，家族体系是父权家族，主要的婚姻形态又是从夫居，这几种制度就把女人放在了不利的位置上，比如上面提到的贞操观就是和父系父权分不开的。英文里面中国的主要婚姻形式叫做从夫居的婚姻（patrilocal），指女方是要嫁到男方家里，英美体系里的婚姻制度叫新居的婚姻（neolocal），新婚夫妇结婚后自立门户组成小家庭。而中国是大家庭，推崇四世同堂，虽然实际上没有几家真正有财力延续下去，但要通过儿子娶进媳妇把家族传下去这个概念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制度就造成了偏好男孩，要求女人守贞操。在这样的制度下，婚俗、葬礼、族谱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现在有一些变化，有的地方假如女儿是博士了，觉得可以光宗耀祖，也可以入族谱，但是以前的祭祀活动女性都是不参加的。
《张门才女》中文版书封。
但是，即使在传统男权社会，女人也并非彻底的被动牺牲。美国人类学者Margery Wolf在研究中国的现象时很早就提出了一个“子宫家庭”的概念。传统社会女人唯一的地位来源就是强调对母亲的孝顺。女人嫁到男人家里，就失去了自己的交际网络，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媳妇往往是很苦的，但是当你做了儿子的母亲，那你就有救了，当你熬成婆的时候，你就获得了权力。这里面关键是一个“孝”在起作用，再加上女性的预期寿命往往比男性长，就像《红楼梦》里写的贾母，你就是家里的老大了，而男性家长早死的概率是很高的，为什么呢？我这学期在复旦上的一门课是“性别与历史”，布置了几本书，里面就有我的老师曼素恩 （Susan Mann）写的《张门才女》，她在这本书里面就给出了一种解释：因为男人要出去读书、做官、做生意，老往外地跑，在旅途中得了病又得不到治疗，死亡的概率就高，而女人关在家里，得传染病的概率相对小，等把儿子培养出来了孝敬你了，你就有地位了，所以历史上有权有势的女人也不是没有 。“子宫家庭”的概念解释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男权制度能够维持的问题，因为女人在这个制度里面也可能得到好处，通过生育，只要她的子宫里面产生了一个儿子，一切利益都有了，所以妇女也会愿意去维系和男权文化配套的各种习俗。
很多的学术研究都已经阐明，由于男性偏好，很多家庭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男孩身上，这就造成了男性的性别特权。享受了更多的资源，他发展的可能性就更大。由于到现在为止父权文化还是在被复制，所以绝大多数男人对性别特权还是感到天经地义，也不屑于去学习社会性别理论，认为仅是与妇女相关的，而他们对妇女的议题完全不感兴趣。再说了，世界上最难最难的事情，就是让已经有了特权的人放弃特权。只有极少数觉悟的人，会看到特权的另一面，即特权也会对获得特权者造成伤害。但是，有这种明智态度的中国男性屈指可数，大部分人都在性别特权或者是其它各种特权中被腐蚀了。
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
澎湃新闻：今天的商业文化千方百计将女性塑造为消费主体，消费主义文化对中国女性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身处其中的女性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
王政：消费主义是很严重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主打的就是女性消费者，推销各种各样的产品，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不断地刺激人的欲望促进购买之上的。中国加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后，社会价值观念也完全由社会主义阶段转换到了消费主义文化，而且全球的跨国公司都来在这儿赚钱，服装、护肤品行业的利润都是相当高的。1992年的时候，我刚生了女儿，带她回国，到百货店去看，一小瓶强生的婴儿护肤液卖40多元人民币，还是在中国生产的，而在美国一大瓶只要两块多美金，我当时就觉得非常愤怒，但是中国老百姓不知道，还是买，这里面太多不合理的东西了。后来又看到化妆品动辄几千块钱，简直无法无天。
消费主义还影响价值观，我们长大的时候是以朴素为美，而消费文化就是炫富，看谁消费得起，你的价值由你的消费水平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你的能力和创造力来决定。消费文化哪里都有，但全世界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像在中国滲透得如此之深入。美国也有消费文化，但起码它不是到了霸权性的地步，甚至富人会很低调，觉得炫富是蛮耻辱的。明星有时候要炫耀物质，但并非大家就都去羡慕那种生活方式，依然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并存，像我们这些高校的老师们就不认同，而且很多人是清醒地批判消费主义的。而中国整个社会都被崇尚消费的价值观念裹挟了，这很可怕，可以说是把整个中国社会的文明内涵都给扭曲了。这样一来，青年一代的女性就受到了多重的挤压，所有的广告上都是年轻女性，社会要求女的要年轻、要时尚，要买这样那样的商品来包装，但这个欲望调动起来却在阶级和性别差异扩大的社会中实现不了，一些女青年觉得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得资源是不可能的，那就只有傍大款，嫁给所谓的成功男性就成了唯一可靠的向上流动的途径，钱成了第一位的，在婚姻市场上就是明码标价、商品买卖，人就彻底地异化，自己也成了商品，非常可悲。
不过，我觉得最近年轻人中已经出现了不同的现象，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现在的中国城市也是富足社会了，一大批大学生是从富足的家庭中出来的，这些孩子从小就对金钱反而不那么看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另外一批人，家庭也不见得多富裕，但她开始有精神追求，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的希望。前面也讲到，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小公主”群体，得到很多的资源，受到很好的培养，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女孩。家庭对她的期望、她自己对自己的期望都很高，结果跑到社会上一看，发现这个男权的世界里，歧视无处不在，到处都有尖锐的矛盾与碰撞。很多年轻的女孩在读书的时候通过全球的网络接触了新的理念，踏上社会以后不仅面临就业中性别歧视的种种问题，还要被逼婚、被逼着生孩子传宗接代，上一辈人还在用老的一套束缚你，两套价值观念冲撞很大，所以现在不少女孩都抑郁了。但抑郁完了之后，自己想想，再碰到女权主义批判性的理论一启发，整个思维一点就亮。
我经常会收到年轻女孩的邮件，本科生、高中生都有，所以我知道女权主义理论对这一代人特别有用，因为这个理论帮助她们分析了整个社会，帮助她们理解了她们郁闷的原因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而你一旦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就会从一种自怨自艾的状态中走出来，然后也会产生力量，觉得我也应该做点什么来改变它。美国女权主义运动也就是从这种个人的觉悟中发展出来的，它不是一个政党，也不需要你宣誓加入，就是每个地方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块相互支持，自己心头郁闷难解的问题大家一块读点书聊聊天化解化解，然后再看看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变。大的改变不了，改变我的男朋友的思维方式行不行？首先要让他有兴趣读几本关于社会性别的书，开拓一下视野，然后帮助他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把学术理论跟自己人生结合起来思考。女权主义的理论不是象牙塔里的、空中楼阁的东西，全都是跟现实世界紧密结合的，都是提倡以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来分析我们在生活中所看到的一切，帮你识破各种各样的迷思和权力关系，然后你就能获得一种清醒、自由的人生态度。
在美国学界关于性别问题的研讨会上，很早就已经有专门的论坛讨论女权主义者应该如何养育自己的儿子，即你作为母亲从养育自己的儿子开始，不要去复制父权文化，如果每个母亲都能懂得让自己的儿子以一种新的主体身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就是产生新男性的一个具体的机制。我现在已经在美国大学里碰到很多年轻的男教授，他们毫无障碍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他们的妈妈一般都是女权主义者，例如加拿大总理的妈妈就是女权主义者。中国的年轻一代也应该有这个觉悟要开始这么做了。尤其是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学生，我觉得你不管在哪个领域都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如果说只是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社会经济体制中找个好位子，拿到好工资，吃喝玩乐，这样的人生我觉得很没意思。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上所有的课都会对我的学生讲，你们能够进名牌大学，毕业后也属于社会精英，但你还是要记得，在这个社会中依然有非常边缘的群体，她／他们在各方面都不享有资源，你就应该要考虑如何 改造社会来使她／他们的人生发生变化。
澎湃新闻：那根据您的观察，中国的年轻男性有没有可能参与到改变性别不平等的努力中来，成为现代化的“新男性”？
王政：我发现不少男生对这方面也很关注，包括我们在复旦开的社会性别课程也有好些男生选课，这就对了。因为社会性别制度不只是针对女性的，它建构的模式对男女双方都造成了压力。我和我的研究生一起做过一个男性研究的译文集，上海三联出的，就是讲男性特质的建构也是一个形成束缚的过程，也是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们也应该起来反对和改造主流男性特质的内涵。所以女权主义讲的东西，不是说光为女人争权利，那是误解，而是我们怎么来改造掉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制度，改造掉压抑人充分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制度，这才是女权主义的终极目标。
很多不了解的女权主义的人，尤其是男性，他有一种恐惧感，担心自己占有的性别特权会失去的恐惧感，所以他会在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参加对女权主义污名化的大合唱，这是非常盲目的。现在不少年轻的男性开始对社会性别理论表示有兴趣，我觉得很好，你了解得越深，你就越知道这是一个解放人的理论，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性别，不管性倾向，不管种族，是一个解放所有人的理论，让你知道怎么来识破和改造种种束缚你的习俗、制度，从而求得内心的真正的解放和自由。这归根结底是社会性别理论的核心，所以男性很有必要来学习和了解女权主义。
《女性的奥秘》。
我曾在一个访谈里讲到现在的婚姻问题，我就说现在男生要考虑怎么让自己对女人更有吸引力。一个男人要是学了女权主义理论，有了新的行为方式，把女人当作一个和你一样的人来尊重，他在女性眼中会更有吸引力。现在独立优秀的女性多了，她为什么要找个人来伺候？男生需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提升自己的素养，增加自己的吸引力， 而不是追不到女生就觉得郁闷得不得了，甚至变成一种仇女的心态。当然对女生我也是有要求的，有些女学生也接受了不正确的观念，认为找个男人来养自己，买名牌包、买好房子、买汽车，这就是女人最成功的路子 。我很推荐《女性的奥秘》这本书，作者贝蒂·弗里丹是心理学家，写的就是美国195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主流文化宣传的是，女人最终的价值体现就是做幸福的家庭主妇，在郊区有一栋房一辆车，丈夫有很好的收入，女人就在家里享受着种种物质条件，做全职家庭主妇 。这些中产家庭主妇都受过高等教育，结果很多人得抑郁症，因为她不开心，虽然房子车子啥都有，但内心完全是空洞的，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这就是我的人生吗？物质是不可能填补内心的空虚，人需要精神追求。你买件衣服当时可能会高兴一下，几个小时以后呢，你内心还有什么？
所以，社会性别教育其实是塑造一种价值观，不光是讲个人的思想解放，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是有好处的，这种教育非常有必要在高校里面来推进。
澎湃新闻：您是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早期创始成员，您本人和学会都为将女权主义相关学科引入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将这个诞生于西方学术体系下的学科移植到中国，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目前社会性别研究这个学科在国内的发展状况如何？
王政：女权主义的学术是非常重要的，在高等院校里面开创妇女和社会性别学非常重要，是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培养新型男女的必要途径。美国规模大一些的大学基本上都有妇女学系，硕士点、博士点现在也有了十多个，社会性别学就是一个知识领域。比如说我们系，每年要开一百多门课程，我们有两个本科的学士学位，也有博士学位，开的课也包括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课。美国高校要求所有本科生不论什么专业都要修关于社会公正方面的课程，所以种族平等、社会性别平等都属于大学生必修的功课。社会性别研究在国际上是一门显学，我觉得中国知识界如果不懂社会性别，跟国际学界的距离会越来越大。
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中国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建高楼、高铁，而是人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也要现代化。所以从1989年我们建立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开始，我就一直在推动女权学术。刚开始我们申请不到资金，因为当时中国社会还很穷，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基金会侧重的是社会性别与发展，主要是到贫困地区解决妇女贫困的问题。但我一直觉得学术的推进很重要，做了很多游说工作，当时福特基金会的首席代表对进高校开课不太感兴趣，但给了2000美元资助我们做了一本译文集，《社会性别研究选译》，1998年在北京三联出的，在学术界影响蛮大。后来福特基金会换了一个新的首席代表，是一位做中国研究的澳大利亚教授，他希望了解基金会的项目怎么跟当地需求结合起来，我们就找人传话说需要在高校做社会性别研究的师资培训，我联系了一些国内的学者一起递交了一个申请报告，得到了批准，
从199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和国内学者一起做师资培训的项目，在全国各地做各种研讨会，这样国内高校开妇女史、社会性别课程的就多起来了，我们组织编译的很多书都成了教材。实际上国内80年代就开始做妇女研究了，但这个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学不一样，比如做妇女就业的课题，就是写调研报告希望干预公共政策，没有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创建。所以我们组织了国内一批学者、校长到美国学习，请她们实地考察美国大学的妇女学系是怎么办的。我2005年开始和复旦大学学者合作在复旦建立了密大复旦社会性别研究所，也是在不断地培养师资，或是教博士生如何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做博士论文。从社会性别研究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来讲，我们的推动是有一些成果的。
但是，最大的困难和毫无进展在于机制建设上，学位点建不起来。本科学位点唯一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华女子学院，它是直属妇联的。1998年我陪她们的校领导在美国参观访问，我就建议说中华女子学院要在高校如林的北京办出自己的特色，就首先抢滩开个妇女学，这个在国内还没人做。后来她们的院长书记考虑下来愿意做这个事情，请我做顾问，我就把第一届三个寒暑假的师资培训放在中华女子学院，按照美国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三个暑假上七门课，有兴趣的老师来参加培训，女院的老师结业以后就成立了女性学系。
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学科很难建设？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学科是外来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是跨学科的。国内社会性别研究的硕士点比本科多一点，但没有跨学科的。世界上所有妇女学系都是跨学科的，它可以说是国外学术界改革的前沿。尤其是西方学界现在在努力推动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因为19世纪对专门学术的细分限制了学术的发展。 但在中国现有的教育制度中，要跨学科非常难，因为中国的高校还是按照传统的学科体制在建设。像东北师大的妇女研究中心办得很好，但还是社会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南京师范大学是在教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在国内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体制下，没办法把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单独拎出来，发展就受到限制。而美国的大学是教授治校，教授开课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只要有学生愿意上就可以开，学生多了校方还同意增加教授。我们密大妇女学系最近刚刚又新增了一个学士学位点，叫“社会性别与健康”，本来是一门公共课，非常热门，500人的大教室还有很多学生排不上。学校有规定，修课学生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再招聘教师，所以又同意我们招聘教授、设学士学位点，这样发展就灵活。
当然，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是在传统领域当中用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来做研究，也有不少博士生从这个视角做博士论文。但总体而言，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过系统学习的博士生导师人数是很少的，有的学生想做性别角度的论文很可能被导师打回去，这就是目前在中国改造知识生产的困难之处。现在很多想进一步学习社会性别理论的学生，都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我认为我在创立学科必须的体制建设方面是失败的，需要继续有人推动，希望能在我们这里把学术知识体系建立起来，以后感兴趣的学生就不一定要出国去学习了。我也希望出国深造的学生将来能够回来一起建立这个学术体系，但这还要看中国的教育体制能否给予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