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洛阳还在今天洛阳市的东边，它是河南偃师县境内邙山南麓的一大片农田，改了道的古洛河从它的南端滔滔流过，不了解的人，完全不会意识到那是中国古代辉煌的都城遗址。
算起来，古代中国大城市的遗址里，如今只有在脚下的“汉魏洛阳”你还可以真正漫步怀古。尽管地方上宏大的“历史保护工程”的阴影正在逼近，目前这座荒城还保留着基本的未经“修复”的诗意，也没有多少闲人来打扰。缺点就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一切要全凭想象。除非你认识当地的考古队员，至少能为你指点出古城依稀的轮廓，或者带你去看若干目前还 处于封闭状态的发掘现场。
尽管地方上宏大的“历史保护工程”的阴影正在逼近，目前这座荒城还保留着基本的未经“修复”的诗意，也没有多少闲人来打扰。缺点就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一切要全凭想象。除非你认识当地的考古队员，至少能为你指点出古城依稀的轮廓，或者带你去看若干目前还处于封闭状态的发掘现场。
与此同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几座城市还在遥忆着洛阳的繁盛，比如日本的京都市。关于京都和洛阳的关系众说纷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平安时代的都城确有意模仿中国的两京（长安和洛阳）。由此古代日本或以“洛阳”代指京都，至今京都的地名中仍有洛中、洛西、洛南、洛北之说，而前往京都也叫作“上洛”。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以来，就一直流传着因洛阳而得名的“洛中洛外”图绘。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从未来过中国，更不用说身临其境地感受洛阳的繁盛，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这样的图绘中，雾里看花，把“洛阳”两字当成一切人间锦绣的最高象征—对中国人而言也是一样的，“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洛阳的青山是人生最后的理想归宿。
在现实中的洛阳，一切却都是不大可见的。
在鲜卑人的北魏王朝将都城迁到我说的这个洛阳之前，商、周、东汉、曹魏、西晋皆在洛阳营治宫室，加上后来的隋、唐、五代，以及部分学者有不同意见的夏，（注：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朝都城，因此洛阳作为古都的历史或可追溯至夏） 洛阳号称“十三朝古都”，是中国古代史中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但是这些“洛阳”的建筑基址并不是一回事，就好似同一水系的河流流向不同的湖泽。东汉建武元年（25）的光武帝所建的洛阳，是脚下这“汉魏故城” 系统的开端，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汉魏故城进行了改造与扩建，基于旧汉的北宫建造了整一的宫城， 并加建了巨大的外郭城，其面积甚至远远超过初期的现代洛阳城。至魏宣武帝时，洛阳的光华绚烂至极，也为后来的中国都城规划开创了新的传统。（注：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这以后呢？如果说，为远方人畅想的洛阳是个无始无终的理想的洛阳，眼前的洛阳却是一具彻底失去了生命的躯体，有点像广岛核爆点那永远停在某一时刻的时钟。祸患起自528 年的“河阴之变”，自此“天下多事”，洛阳历经劫难，直至东魏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遂将洛阳宫殿拆毁。元象元年（538），东、西魏战于邙山，北魏洛阳城终化为废墟。隋唐放弃了汉魏洛阳城，转而在西面正对伊阙的洛水两岸营建新都—我脚下的洛阳由此化作了一片空无。
有意味的是，城市的时间停止了，“自然”却依然按照城市的形状在生长：野草侵入闾巷，狗粪涂满门庭，如同一件陶范界定了它所铸造的器物的形状；正负颠倒，荆棘和稗草勾勒出
了已经成为空白的城市……只是，这种依托人工范型而成长起来的“自然”，最终将无情地吞没它的“原型”，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实际上不是古代城市，而是它的“阴刻”或者“负像”。
北魏洛阳城和陵墓（图片来源：《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
虽然考古方面的发现并不太多，北魏洛阳城据信是最早贯彻“里坊”制度的中国古代都城之一。全城整齐划分了220 个方格状的“里坊”，也就是有大体四方的围墙或樊篱环绕的区块规划：“里”包括长度和幅员，含有行政单位的建制和意义；“坊”，有“土”有“方”，则提示着建造方式和形状；两者意义相关，时常相提并论却又不完全严格对应。已经探明的“市域”南北长10 公里，东西长5.8 公里，这种组织松散的、广义上的“市域”和已经探明的、确凿的“子城”的关系，依然有待探讨
我探访洛阳的行程是从白马寺开始的， 只有在这个旅游地，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地址”。由此东行，一切就只剩下笼统的“地名”了，“风景”和“地名”之间，往往存有久远的历史信息—我从其中的一个名叫“翟泉”的村子走过，不止一次。之所以注意到这个村子，是因为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特意提到这个地名。
翟泉水道桥（作者摄于2015 年）
千年万岁阳春曲
本来，一座城市主要和空间有关。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洛阳正是“天下之中”，是完美的“中央帝国”的象征物。
你走过陇海线旁的黄土废墟。偃师县境内的汉魏故城是纵九横六的所谓“九六城”，一围不甚规则的长条状的城垣残段，框定的视野里照说是城北的青山（邙山）。经过千百年来的垦 殖，这个被古人视为生命理想归宿的所在，威势却大不如前， “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美好愿景缩水了。你驻足隋唐洛阳的定鼎门大街，直统统的轴线纵然颇合现代心意，实质的焦点，却是跨在洛水上连接南北城的天津桥。名义上此桥仍在，但是 四周高楼林立，市声嘈杂，只好在巨大的城市立交桥下，顶着风尘，凭空怀想当年神都的盛况—刘希夷《公子行》曾言： “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
这种历史城市的景观既由空间构架，也涉及时间的维度，后者更多的是关于不可逆转的变化—的确，任何去往类似文明废墟的人都不能不关心变化，因为眼前几乎什么都没有剩下，甚至痕迹。
好几位帝王，比如5 世纪末的北魏孝文帝元宏，或是大业元年（605）的隋炀帝，都为洛阳规划了与“天下之中”的自矜相埒的远景。这种没有规划图流传的“大都”给我们留下了“四方城”的刻板印象，那，也是水泥路面的当代“定鼎门大街” 的理论基础。确实，尽管在目下只是一个缺乏光芒的工业城市， 洛阳有理由费力地找回它辉煌的过去：夏、商、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号称“十三朝古都”。
与文字的历史同样惊心动魄的，是巨大的废墟，被荒弃，被掩埋。如同爱德华·吉本笔下的罗马帝国，洛阳的衰落同样值 得大书特书。由眼前的穷乏，这座城市不可见的过去反而变得 越发理想化了—眼前风尘中这个蓬头粗服的洛阳，真的曾经 是那个敢为“天下之中”的理想城市吗？传为周人“发明”的“营国制度”（“国”，在此是“国都”的意思）有着点画必求诸规矩的严谨，相当一部分古代城市的研究者专意于发现这里面隐藏的精妙“法式”，也就是它纸面上的完美构图：城市首先 是以宫城的简单模数关系构成的，而宫城又是普通住宅的推展， 这就是所谓“化家为国”；再往微观里看去，就连木构住宅的尺 度本身也是用料“材”“分”的模数关系的体现，它们仿佛圣诞 礼物的盒子一重重大小嵌套着，静止、呆板却井然有序……
永宁寺塔佛像残片（洛阳博物馆藏，作者照片）这是自永宁寺塔基出土的两千多件塑像残片中相对完整的一片， 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片，展露着“古风的微笑”。残片的眼睑到颌下尺寸为24.5 厘米，按比例整个面部为40~50 厘米，根据同时期坐佛或者立佛头高比大约1 ∶ 4 和1 ∶ 6 推算，完整佛像的高度应该可以达到2~3 米。从现在发掘的木（柱）土（台）混合的塔心柱遗存上，人们依然可以找到若干佛像壁龛的痕迹。
个体对城市的感受不同于规划原则或统摄一切的结构，它是各种运动、差异、冲突和事变—是不同城市体验的“瞬间” 的风景。
在那个时候，登高而“顾瞻帝京”，一定好像登上帝国大厦鸟瞰纽约吧。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指引着旅行者对城市格局另一角度的体验。它是动态的，不是什么难猜的定式，却比定式更加深入人心，验证着上述那种由常见的个体经验逐渐成就一个“地方”的一般程式—“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上” 和“下”微妙的起伏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就如同今天由北美小岛上流传来的城市模型“上城”或“下城”。在洛阳，“上”和“下”还有着更本质的含义。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巫鸿分析了曹植在北邙山上向南眺望洛阳的一首诗，他写道：“曹植的洛阳是个双重影像—记忆中过去的洛阳和眼前当时的洛阳……”
洛城的“万古千秋”生动地呈现着循环历史的观念：无论哪个王朝在此奠定它的基业，一代霸主们的肉体和命运最终都会归结于洛阳城北的青山之上，彼此并没有什么分别。城中鲜活的生活，山上永久的坟茔。这种生与死的戏剧性并存，或说有限与无限的对峙，是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类似城市中都找不到的，它站在“荆棘铜驼”的谶语的反面；动荡不安的人的时间本如一团乱麻，在洛阳，它塞进了意义的黑洞里， 又在北邙的宁静中如剥茧抽丝般引出，复为永恒的长线，绵延不尽。
或许，也正是如此永恒的“春天”才成了洛阳的化身—洛阳不仅是空间，是“天下之中”，也是无始无终的时间，是“千年万岁阳春曲”。
“千年万岁”的诗句，是素来以荒淫无道著称的隋炀帝杨广写下的—直到今天，烂漫的春光都是洛阳的底色，宋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总结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但是杨广所要的怕不仅是一种“风俗”，不畏人说他耽于“逸乐”，他大胆地说出了对于永恒春天的畅想。“花之洛阳”的原材料不仅仅是土石，它代表着农耕文化对城市生活最绚丽美感的想象，是靠女子巧手织成的有生命的世界的表征，不甚具象，无始无终，却又生机勃勃。
它的经线是自然，纬线是人情。在这锦绣中，可以提取出中古社会最令人神往的图案—天造地设的“自然”貌似只有在城市之外寻找：城北的青山，城南的洛汭，城郊的离宫别墅， 在洛宁、宜阳、新安，在伊川、汝水、嵩岳，太多的江山胜迹 可以登临。但是，城中与黎庶生涯交织的寻常风景才是洛阳真 正的主题，是《洛阳伽蓝记》中生长着“万年千岁之树”的“须弥宝殿，兜率净宫”，“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的诵室与禅堂， “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的都市丛林，这些个“栝柏松椿，扶疏檐溜；藂竹香草，布护阶墀”，它们成就了“晨食南 馆，夜游后园”的忘情生涯，是“人工”和“自然”的美妙结 合。有关此情的描绘，先有简文帝《洛阳道》中的“洛阳佳丽 所，大道满春光。游童时挟弹，蚕妾始提筐。金鞍照龙马，罗袂拂春桑。玉车争晓入，潘果溢高箱”，后有司马光《看花四绝 句》中的“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阴中十万家。谁道群花如锦 乡，人将锦绣学群花”。
造就中国城市的原料本如尘土之微，容易朽坏的木结构意味着建筑更短促的生命。假如，罗马的永恒还可以靠帕拉蒂尼（Palatine Hills）漫山遍野粗大的石础和柱头来暗示，在今天的洛阳，一个西方的城市学家怕是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人造世界“锦绣”般的质地及其绵延无尽的譬喻，却多少弥补了这种缺憾。把转瞬即逝的光景中美好的片段缀合起来，组成“天下之美尽在于斯”的空间。在洛城，这些瞬间被渲染成了一种千年万岁的传说。
然而，这样永恒的洛阳之春，就像雄才大略的隋炀帝一样， 时常也沦落在自己设定的迷局中—开始即结束。有多少来者， 终究将深情而恍惚的怀想，归结为城市身后的沉痛与虚无？正是这般美妙的洛阳才催发了人的心志：美谀、玷污、挥霍、破坏……无论是十丈红尘中的贪婪人生，还是天边席卷来的血雨腥风，它们的底色同时都是千年万岁、无边无际的阳春烟景， 使人迷醉，同时又油然而生觊觎之心……
图：宁懋石室后墙图像（作者资料 ）
这间属于北魏横野将军甑官主簿宁懋的石室，刻于孝昌三年（527）。1931 年，也就是洛阳近代史上“繁荣昌盛”的文物大盗掘年代，它随宁懋墓志一同出土，重见天日不久，就被运往美国藏于波士顿美术馆至今
据说，汉魏洛阳城西北有金谷园，西晋的名臣石崇居住于此，石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为人所觊觎，因而为石崇引来杀身之祸，而绿珠也慨然为主子坠楼自尽。即使此地在成为一片白地后，这简单而干净的死亡仍引起“千年万岁”的叹息—其实，故事的细节已经被时间淘洗得一干二净，就连金谷园的故地在哪儿也成了谜团，1 但它却仍旧是我们造访此地的一个重要的念想。奇妙的是，中国的城市并不一定需要物质化的情境来回忆前生，记忆的密码藏在文字的传统里，寄寓于代代传承的自然与人情的微妙勾连中。
故事，联想，比兴。
在这种传统里，石崇、绿珠不再是抽象的历史人物，而是这座城市本身。对于走过洛阳废墟的来者，他们的故事具有一种移情式的“带入感”。一个 19 世纪末的巴黎人每日走过广场，抵达街角他常去的咖啡馆，吸引他的是咖啡熟悉的香气。而“落花犹似坠楼人”，洛阳的怀古者只要看到一片飘落的花瓣，眼前的风物便足够有情了，只有也只能是“见微知著”。
洛阳大道（作者拍摄2015年）
在今天的人看来或许有些过于宽阔，洛阳的大路已经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题目。《乐府广题》曰：“谢尚为镇西将军，尝著紫罗襦，据胡床，在市中佛国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市人不知是三公也。”他的《大道曲》吟道：“青阳二三月，柳青桃复红。车马不相识，音落黄埃中。”
今日汉魏故城的大路并不就是昔日的洛阳大道，后者已经深埋在遗址公园的地层下，但是它直观地表达出那个时代的空间感。这些大路也多半和昔日的出入道路有所重叠。
如此风景是“花”和“尘”的并存。阳春好景时的“洛阳花下”呼应着不那么美妙的“衣袂京尘”，它们一起构成了古代城市最显著的景观，同时也是“自然”和“人工”的平局，是中国式人生的一对寓言。在整洁的人造世界里生活的今人不易体会的，是洛阳看花客眼前拂面而至的“紫陌红尘”，它们随着人情的涨落时而隐现，既曾托起了芳华丛中的十里春风，也让古代的城市变得肮脏、困顿，并在城市的末日里将它直接埋没。它们提醒着我们，繁盛的时间也映照着过往的苦恼人生，城市如同构成它们的土和石，在建构、累积的同时也崩塌、亏损， 只有万古不变的自然将欢笑如初，通过这种对比，“自然”最终揭示和凸显了“人事”的有限。
是啊，在“花之洛阳”也有死亡的阴影！
“城春草木深。”苍古的风景既有说不出的美丽，也是一段文明葬礼的肇始。
(本文经授权转自《访古寻城:看见的与看不见的历史》 唐克扬 著 中信出版社 2019年1月）